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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经济学派（经济学领域术语）_百度百科

济学派（经济学领域术语）_百度百科 网页新闻贴吧知道网盘图片视频地图文库资讯采购百科百度首页登录注册进入词条全站搜索帮助首页秒懂百科特色百科知识专题加入百科百科团队权威合作下载百科APP个人中心奥地利经济学派是一个多义词，请在下列义项上选择浏览（共2个义项）展开添加义项奥地利经济学派播报讨论上传视频经济学领域术语收藏查看我的收藏0有用+10本词条由“科普中国”科学百科词条编写与应用工作项目 审核 。奥地利经济学派是近代边际效用学派中最主要的一个学派。它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流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其创始人门格尔和继承者维塞尔、庞巴维克都是奥地利人，都是维也纳大学教授，都用边际效用的个人消费心理来建立其理论体系，所以也被称为维也纳学派或心理学派。中文名奥地利经济学派外文名Austrian School创始人门格尔目录1学派介绍2背景3奠基人4思想敌人5研究内容6主要贡献7后期发展8现状学派介绍播报编辑卡尔·门格尔一般认为，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形成始于1871年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经济学原理》的发表。当时还是个公务员的门格尔也因此书而成为维也纳大学的一名青年教师。经担任数年鲁道夫（Rudolph）王储的私人教师和旅伴后，他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的教授。两位更年轻的经济学家，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ǒhm-Bawerk）和弗里德里克·冯·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虽非门格尔的学生，却成为门格尔这本成名之作新观点的热情支持者。在19世纪80年代，由于这两位追随者和门格尔一些学生不遗余力写作，特别是由于门格尔本人发表了一本有关方法论的著作，门格尔及其追随者的观点引起了国际经济学界的重视。至此，奥地利学派已成为一个公认的实体。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的一些著作被译成了英语；1890年《美国政治及社会科学学会年刊》的编辑们一再要求庞巴维克撰文阐述这一新学派的思想。背景播报编辑学派简介奥地利经济学派（英语：Austrian School）是一种坚持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经济学派，源自19世纪末的奥地利，延续至20世纪的美国等地，代表人物包括了卡尔·门格尔、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欧根·冯·庞巴维克、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穆瑞·牛顿·罗斯巴德和汉斯-赫尔曼·霍普等人。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研究方式和英国的古典经济学相同。也因此，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研究方法可以视为是延续了15世纪以来的经济思想，包含了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弗雷德里克·巴斯夏等主要的经济学家。奥地利经济学派认为，只有在逻辑上出自于人类行为原则的经济理论才是真实的。这种理论的正式名称是人类行为学（praxeology），而奥地利经济学派长期以来便提倡一种从这种理论所衍生的解释方式。人类行为学的方法使得经济学家们能以此探索适用于所有人类的经济规律，而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解释方式则可以用于针对特定的历史时期进行研究。奥地利经济学派所采用的亚里斯多德派/逻辑实证主义研究方式与目前主流的新古典主义所采用的柏拉图主义/理性主义不同，也与德国的经济历史学派所采用的历史决定论（Historicism）不同。虽然人类行为学的研究方式与现代大多数经济学家采用的方式都不同，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理论往往极具争议性，而且也与主流的新古典主义理论不同，同时奥地利经济学派也彻底反对凯恩斯的理论和政策。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影响力相当广泛，他们强调经济的生产阶段，并且质疑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行为理论基础。由于许多奥地利经济学派所主张的政策都要求政府减少管制、保护私人财产、并捍卫个人自由，因此，主张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自由意志主义、和客观主义团体都经常引用奥地利学派思想家的作品。产生背景古典经济学专注的主要是价值的交换理论，在19世纪后期也开始专注“边缘的”成本和价值概念（参见边际主义）。卡尔·门格尔在1871年所出版的《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一书成为酝酿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重要作品之一。在边际主义有着极大影响力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种特别集中于门格尔的思想发展的学派，被称为“奥地利学派”，因为该派有多名学者执教于维也纳大学，所以又称“维也纳学派”，因为着重于从主观的心理以及效用分析的角度解释经济学，又被称为“心理学派”。奥地利学派起源于维也纳，而学派的名称则起源于当时同为德语世界中的奥地利经济学家与德国的经济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辩论，在辩论中奥地利人主张古典经济学着重于逻辑高于观察，而德国人则嘲笑他们为“奥地利学派”以突显他们远离了当时德国的主流思想，并且也是嘲笑他们的思想仅属于地区省份的层次（当时普鲁士统一了除了奥地利之外德语地区，成立了德意志帝国，所以视奥地利为一个分离的地区省份）。主要代表作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维塞尔的《自然价值》（1889），庞巴维克《资本与资本利息》中的第一卷《资本利息理论的历史和批判》（1884）、第二卷《资本实证论》（1889）；此外，庞巴维克的《马克思体系的终结》（1896）也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奠基人播报编辑经济思想史卡尔·门格尔在经济思想史上，门格尔1871年的著作与杰文斯（Jevons）1871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瓦尔拉（Walras）1874年发表的《纯政治经济学要义》，都被认为是“边际革命”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多数情况下，思想史学家所强调的，是门格尔著作中与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相同的一些特征。随后W·贾菲（W.Jaffé，1976年）的论文发表后，学术界的注意力开始转向门格尔思想中与他同代人不同之处。一系列最新的研究，如W·格拉斯尔（W.Grassl）和B·史密斯（B.Smith），（1986年），则将门格尔及早期奥地利经济学家的独特思想与19世纪后期奥地利更为广阔的思潮和哲学思想联系起来了。门格尔著作的锋芒所向毫不含糊。他的《国民经济学原理》着力于重建经济科学的基础，即在保留经济学抽象与理论特色的同时，对价格提出一种与古典派学说截然相反的理解。古典派经济学家们认为，价值受以往资源成本的支配；门格尔则认为，价值是对今后满足消费者需要的实用性的判断。门格尔的著作虽是奉献给德国和奥地利说德语的学术界的，但它在方法、风格乃至本质上，都与当时德国各大学的研究大相径庭。后者的研究虽也尖锐批评古典经济学，但它抨击的是其理论特征，其主张主要是历史分析的研究方法。在门格尔著作发表时，以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为首的新历史学派正开始取代以罗雪尔（Rosoher）、克尼斯（Knies）和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为首的旧历史学派。年方31岁的奥地利公务员门格尔显得小心翼翼，尽量不与德国经济学界冲撞。事实上，他以“恭敬之心”将《原理》一书题献给罗雪尔，并“作为一个奥地利伙伴的友好问候以及作为对德国慷慨恩赐我们奥地利人以科学启迪的菲薄报答……”（门格尔，1871年，前言）。门格尔显然希望人们会认为他的理论创新证实了德国学者从历史研究中得出的结论，献出一种新的经济学以取代备受怀疑的英国正统古典学说。 但门格尔注定要大失所望。德国经济学家对他的著作不屑一顾。即便一些德语学术刊物注意到它，也是或被完全曲解，或被一笔带过。在《原理》出版后整整10年中，门格尔完全是孤立的；当时不存在什么奥地利“学派”。19世纪80年代，当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热情洋溢的著作开始问世时，这一新学说虽被冠以“奥地利学派”的称号，但与其说是一种尊称，倒不如说是傲慢的德国经济学家对它的蔑视（L·米塞斯（L．Mises），1969年，第40页）。在门格尔发表了有关方法论的著作（门格尔，1883年），向历史分析研究法提出挑战后，奥、德学者间的裂痕大大加深了。门格尔1871年的著作在德国受到冷遇，这使他确信只有正面抨击历史学派才能拯救德国经济学，他显然是为此而撰写此书的。此书引起的激烈的方法论之争，通常（但不总是，参见博斯塔夫（Bostaph，1978年）被经济史学家们认为是学术精力的可悲浪费。然而，这次恶言相交的学术论战肯定有助于国际经济学界注意到奥地利学派的存在，并把他们视为一伙赤诚的经济学家，他们提出了大量令人振奋的理论观点，补充和加强了新生的边际主义文献，深刻地修正了当时仍占统治地位的古典价值理论。庞巴维克、维塞尔、J·科摩琴斯基（J.Komorzynski）和R·朱克坎德（R.Zuckerkand）等人的著作，详尽阐述或探讨了门格尔在价值、成本与价格方面的核心思想和主观主义观点。V·马塔亚（V.Mataja）、格罗斯（Gross）、萨克斯（Sax）以及R·迈耶（R.Meyer）等人，则提供了有关纯利润理论及其在财政理论上应用的著作。维也纳大学教授E·菲利波维奇（E.Philippovich）虽然较为赞赏德国学派的贡献，但他广为使用的教科书在讲德语的学生中起到了传播奥地利学派边际效用理论的重要作用。庞巴维克门格尔的著作被庞巴维克等人所追随。当奥地利的经济学家们以经济计算问题针对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进行批评时，他们逐渐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学派，由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克·哈耶克代表了奥地利人的位置，他们主张如果没有货币价格或私人财产的存在，正确的经济计算是不可能达成的。奥地利学派成为了第一批有系统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这有一部分也是源自于奥地利经济学家对于德国经济历史学派的黑格尔理论的反驳。虽然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将奥地利学派形容为“资产阶级”对于马克思理论的反动，但这种说法是极具争议性的，因为门格尔写下《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一书的时间几乎就和马克思完成资本论一书的时间一致。奥地利经济学派是第一个敢于直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派，而两种学派研究议题也都聚焦于货币、资本、商业周期、和经济过程等议题。庞巴维克在1880年代和1890年代写下了大量批判马克思的著作，而几名突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在1905年-1906年之间参加了庞巴维克主持的大学研讨班。相较之下，古典经济学家很少对于这些议题感兴趣，而且之中许多人对于马克思的理论也不熟悉，要直到进入20世纪才开始转变。在阿道夫·希特勒掌权后，奥地利学派便不再聚集于奥地利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奥地利经济学派被大多数经济学家所否定，主要是因为奥地利学派反对以观察的方式研究。它的名声借由弗里德里克·哈耶克等人逐渐提升—尤其是在哈耶克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不过，奥地利学派在当今依然属于少数派的立场。奥地利学派可以被分为两种走向，一种是以哈耶克为主，在怀疑许多新古典主义概念的同时，却也会接受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公式。另一种则是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为主，试图寻找不同的经济公式。奥地利学派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的主要差异是在于消费需求低落的可能性上，新古典主义认为这是可能发生的，而米塞斯则指出这在实践上不可能观察到，米塞斯和其学生主张功利的作用是序数的—而非基数，换句话说，一个人只有可能对他的需求进行先后的顺序排列，而不可能测量这些需求的数字大小。最后，米塞斯的理论和其他奥地利学派在风险评估的方式上也有些许不同。另一个经常被忽略的部分是奥地利学派对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影响。当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邀请哈耶克和其他“欧洲大陆”的经济学家前去授课时，他们的英国学生都“逃走了”，拒绝加入奥地利学派的行列。但他们的许多概念，尤其是在资本的价值和其重要性上，最后影响了许多凯恩斯经济学家如约翰·希克斯等人的著作。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前任局长阿伦·格林斯潘在2000年谈及奥地利学派时如此说道：“奥地利学派的影响相当深远，他们的大多数理论都被实践了且产生深切的影响，而在我看来，他们或许对于这个国家（美国）的主流经济思想有着不可逆转的影响。”格林斯潘也称他曾经参加过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主持的研讨班。强调边际主义经济论文 · 新奥地利经济学派与杰文斯及瓦尔拉斯的研究方法一样，早期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对价值和价格理论的贡献，既强调边际主义，又强调效用。但一些重大的差别使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与其他早期边际主义理论分道扬镳。奥地利学派没有试图用数学方法表达他们的学说，因此，他们的边际概念与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的多少有点差别。对后者和后来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家来说，一个变量的边际价值是指“整个”变量的瞬间变化率。但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却故意采用了离散变量（K·门格尔（K．Menger），1973年）。更重要的是，边际效用概念及其递减的观念对奥地利学者来说并不是指心理满足本身，而是这类满足依次的边际“评定”（麦克库洛赫（McCulloch，1977年）。总之，正如E·施特赖斯勒（E.Streissler，1972年）所极力主张的，对奥地利学派来说，“边际效用”中重要的不是前面的形容词（边际的），而是后面的名词（效用）。门格尔认为，他的理论显示了主观的“效用”考虑，在决定经济价值时，起到了独特的作用。价值并非如马歇尔经济学“剪刀理论”所描述的由主观的（效用）和客观的（有形成本）考虑“共同”决定的，而是由消费者行为（在既定的现有商品和（或）生产可能性的框架内起作用）“单独”决定的。对于门格尔，尤其是对于维塞尔（他的名字常与这方面的观点紧密联系在一起），成本只是一种为了获得更高的偏好效用而被有意牺牲的预期效用。在其他边际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人们几乎化了整整20年才认清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直接表明了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而门格尔至少能立即觉察这一本质。他的“订货率较高”（higher-order）商品理论强调了生产要素部门的经济特征和价值是如何完全地从消费者对消费品的评价中得出的，而订货率较高的商品最终将促使消费品的出现。庞巴维克的贡献不仅阐发和传播了门格尔的基本主观价值论，最杰出的还是他的资本与利息的理论。在学术生涯早期，他发表了一部学术史上的巨著（庞巴维克，1884年），对以前所有的利息（或“剩余价值”或“正常利润”）理论作了包罗万象的评论。数年之后，他又发表了另一著作（庞巴维克，1889年），阐述了他自己的学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学派的声望至少部分来自这些著作。我们下面将会看到，一些后来的和当代的作者（如希克斯（Hicks），1973年；费伯（Faber），1979年；和豪斯曼（Hausman），1981年）都确信，庞巴维克的这些观点构成了奥地利学派的不朽贡献。另一些学者从门格尔反复受到的批评（熊彼特（Schumpeter），1954年，第 847页注 　8）中得到提示，认为庞巴维克的资本与利息理论偏离了门格尔滥觞的奥地利学派传统内核，甚至与之有些矛盾（拉赫曼（Lachmann），1977年，第27章）。不过．庞巴维克本人指出，他的资本与利息理论是基本主观价值论无懈可击的延伸。在消费者和生产者决策的分析中引进了时间因素后，庞巴维克发现有可能对利息现象作出解释。由于生产要耗费时间，由于精于计算的人总是有序地选择较早的收益而不是（本质相同的）较晚的收益，因此耗费资本的生产过程（即便将竞争的销蚀力量考虑在内）总是会将一部分现行产出让与先期就对耗时与迂回的生产过程作出投入的那些人。思想敌人播报编辑1903年，门格尔从维也纳大学的教授职位上退了下来，由维塞尔继承。人们公正地称：　“（维塞尔是）奥地利学派的中间人物：时间上处于中间，他所阐发的观点处于中间，他的才力也处于中间。换句话说，他既不是最杰出的天才，也不是要提到才能想起的人。……他有着最长的教学经历……”（见施特赖斯勒，1986年）。在一次世界大战前，庞巴维克已是奥地利学派的杰出代表，而且主要是因为他的著作，经济学家把奥地利学派看成典型的经济学家和科学经济学的贡献者（N·布哈林（N.Bukharin），1914年）。庞巴维克不仅提出自己的理论来解释利息剩余，使资本家的这一收入失去了任何剥削性，而且还有力地和无情地驳斥了马克思主义的剩余理论。在1884年著作中，他系统地应用了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价值论，对马克思主义剥削理论基础的劳动学说进行了致命的批判。10年后，他耐心地但又无情地和毫不妥协地详细阐述了这一批判，剖析了那个断言，即马克思逝世后出版的《资本论》第3卷与构成第1卷基础的简单劳动学说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和奥地利学派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一直持续到1920—1940年的大战间年代，当时，奥地利学派的第三、四代传人米塞斯和哈耶克（Hayek）还与经济学家就中央计划经济中的经济计算问题进行争论。阐述者维塞尔是门格尔价值理论的早期和多产的阐述者。他有关经济学的综合性论著总结了他毕生的贡献。（维塞尔：1914年）。该著作被一些人（但肯定不是所有人）赞誉为重要的成就。哈耶克（1968年）把这篇论著看成是个人成就，不是奥地利学派代表作。在第一次大战前的10年里，庞巴维克的学术讨论会（他当了几年奥地利财政部长后重新投入学术生涯时开始主持的）才是奥地利学派著名的学术中心。参加这个讨论会，此后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有约瑟夫·A·熊彼特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这两位在战前就发表了著作（熊彼特，1908年、米塞斯，1912年）。1982年，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所成立，成为研究和推广自由主义以及奥地利学派的机构。研究内容播报编辑社会是个人的集合《美国大萧条》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重要著作奥地利经济学派反对德国历史学派否定抽象演绎的方法，以及否定理论经济学和一般规律的错误态度，也反对英国古典学派及其庸俗追随者的价值论和分配论，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它认为社会是个人的集合，个人的经济活动是国民经济的缩影。通过对个人经济活动的演绎、推理就足以说明错综复杂的现实经济现象。奥地利经济学派把社会现实关系中的“经济人”，抽象还原为追求消费欲望之满足的孤立个人；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改变为研究人与物的关系，研究消费者对消费品的主观评价，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主观主义的个人消费心理学。主观价值论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理论核心是主观价值论，即边际效用价值论。与萨伊等人的“效用价值论”不同，边际效用价值论认为：一件东西要有价值，除有效用之外，还必须“稀少”，即数量有限。以致它的得、失成为物主快乐或痛苦所必不可少的条件。举例说明例如一杯水对于河边的人而言，倒掉也毫不在乎，这时，这杯水只有效用而无价值；但对沙漠旅行者而言，水壶中剩下的最后一杯水，有了它如获甘泉玉器，没有它则不胜口渴的痛苦，于是这杯水就有了很高的价值；或者就像门格尔所指出的，无论一颗钻石是偶然发现的还是使用一千天的劳动在钻石矿中开采取得的，这与钻石的价值毫不相关。奥地利学派承认这是主观价值，并认为经济学上讲的价值就应该只指这种主观价值，市场价格无非是根据这种主观价值所作的估价而形成的。分配理论奥地利经济学派有各不相同的分配理论，门格尔认为劳动、资本和土地的收入是它们各自提供的效用的报酬；维塞尔则把它们当作补全财贷价值中各个组成要素的价值“归属”问题；庞巴维克则以现今财货的边际效用估价高于未来财货的“时差利息论”解释之。边际效用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和分配论，是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针锋相对的。它的主要论点有：价值是主观的，是物对人的欲望满足的重要性；价值的成因是效用加稀少性；价值量的大小也只取决于边际效用的大小，与社会必要劳动无关；价值产生于消费领域，不是生产资料将其价值转移予其产品，相反是产品价值赋予其生产资料以价值；资本和土地的收入，或是各自提供效用的报酬，或是产生于现今财货与将来财货的不同估价，与剥削劳动毫不相干。总之，奥地利学派全部否定了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决定性作用。主要贡献播报编辑一些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贡献包括：有关产品分配的理论，价格是由消费者对于产品的排序所决定的，而消费者排序最高的产品便会被加以生产。强调研究选择的重要性，研究时间是不可靠的。在根本上反对以数学方式来研究经济学，应该探索的是经济的本质而非特定数量的经济数字。这被视为是‘革命’性的理论，这种方式颠覆了以均衡和完全竞争为研究方式的主流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庞巴维克根据马克思的转形问题（Transformation problem）理论反过来质疑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站不住脚。奥地利学派也认为资本家并不会剥削劳工，相反的，他们认为资本家给予劳工的薪资是高于劳工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价值的。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主张资本密集度是和生产过程中的迂回效果（Roundaboutness）相等的。庞巴维克证明了边际效用的法则，如同门格尔所公式化的一般，这必然等同了古典经济学的成本法则。这个法则后来由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一名学生乔治·瑞斯曼发展健全。强调价值上的机会成本和保留需求，拒绝将供给视为是影响价值的独立因素之一。米塞斯和哈耶克对于商业周期的理论，认为经济上的萧条是由跨期决策（intertemporal）的生产结构—亦即政府的货币政策所设定的利率所造成的，因为这种结构违反了个人选择的时间偏好。哈耶克的跨期决策平衡（Intertemporal equilibrium）概念（约翰·希克斯将这个理论用在他所著的Value and Capital一书中，这本书大幅影响了二战后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发展）米塞斯和哈耶克将价格视为是达成市场上的分散性知识（Dispersed knowledge）的媒介。针对利率的时间偏好理论（time preference theory），以跨期选择（Intertemporal choice）理论来解释借方和贷方的时间选择—而不是付给生产要素的价格。强调在进行经济决策上的不确定性，而非依赖于某个宣称掌握了所有可能情况的“经济人”或理性的决策者。事实上，完美的知识是不可能存在的，这意味着所有的经济行动都存在着风险。奥地利学派与马克思学派之间的经济计算理论之争，奥地利学派认为马克思学派是错误的，因为如果没有货币的存在便不可能正确的计算生产中的机会成本，同样的社会主义也不可能达成资本主义里的计算准确性。后期发展播报编辑现今最前卫的智库路德维希冯&汉斯·迈耶1932年撰文批评“功能价格理论”，并提倡使用“遗传因果”方法。这篇文章早就表明了在怎样理解经济学理论方面，奥地利学派与其他学派之间的差别。在此文中，迈耶批评价格均衡理论没有解释导致市场价格的行为“顺序”。要理解这一顺序，就必须理解构成这一顺序的行为的最初原因。根据米塞斯和哈耶克后来撰写的论著，有理由认为迈耶当时是一言中的，道出了奥地利学派思想中重要和与众不同的含义。但是，在本世纪20年代，奥地利学者本身（和研究他们著作的人，如L·罗宾斯）似乎都忽略了这一点。看来，发生在两次大战间隔时期的那次著名论战，即关于中央计划经济中经济计算可能性的争论，帮助哈耶克和米塞斯阐发了这一当时被忽略了的含义。仔细阅读一下这次论战的文献就会发现，米塞斯和哈耶克也是在回击他们的论敌——“主流”均衡派的论点时，阐明了奥地利学派在理解市场时强调过程、学习和发现（拉维（Lavie），1985年）。米塞斯曾说过，经济计算需要有价格提供指导；由于中央计划经济没有生产要素市场，所以不可能利用要素价格来指导。奥斯卡·兰格（OskarLange）和另一些学者反驳说，价格不一定仅指市场价格；由中央政府公布的被中央计划国家经济经营者作为“参数”的非市场价格（就和企业理论中生产者在完全竞争的要素和产品市场上把价格作为参数一样），也可以指导经济计算。在驳斥这种说法时，哈耶克阐发了他对竞争性市场过程的解释，提出竞争性市场过程是利用分散信息的发现过程（见哈耶克，1949年，第2、4、5、7、8、9章）。在同一时期，米塞斯提出了基本相同的市场过程特征（他没有像哈耶克那样强调知识的作用，而是强调了在开放的不稳定的世界中企业家的行为（参见米塞斯，1940年和1949年）。根据米塞斯—哈耶克对市场过程理论的发展（并且承认这些发展揭示了早期奥地利学派传统理论中隐含的思想。见：柯兹纳（Kirzner），1985年，及贾菲，1976年），我们有理由在马克卢普提出的奥地利学派传统观点后面再加上下述几条：（7）市场（和竞争）是学习和发现过程；（8）个人决策是在不稳定环境中的一种选择行为（此处认定有关选择机会也是决策的一部分）。上述两个观点在奥地利学派的传统中得到了发展，并成为由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著述而引起的对奥地利学派传统学说再度重视的中心问题。在近几十年中，美国学者再度重视该学派的传统学说。现状播报编辑多变发展由于 1930年以后奥地利学派历史上这些多变的发展，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一词在经济学讨论中存在着一些不同的含义。其中一些含义至少是部分重选的，另一些则至少是部分矛盾的。为了理清楚这些不同的理解，列举80年代赋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一些不同含义，不无裨益。历史名称对许多经济学家来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严格地讲，只是个历史名称。按此理解，奥地利学派只存在至30年代早期，以后，部分被微观经济学主流所吸收，部分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所取代。在很大程度上，今日的奥地利经济学家也持有这种观点。当今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和其他学者）完全了解早期奥地利学派，并引以自豪。晚近在奥地利举行的几次纪念大会和一些论著（希克斯和韦伯（Weber），1973年；莱塞（Leser），1986年）都证明了这一点。但他们都把自己看成是整个专业经济学家群体的一份子。曾由门格尔、维塞尔和迈耶担任过的教授职位，现由埃里克·施特赖斯勒继承，他著作等身，学识渊博，深受奥地利学派传统的影响，其论著涉及了奥地利学派的众多方面及其代表人物（施特赖斯勒，1969年、1972年、1973年、1986年）。定语对有些经济学家来说，“奥地利学派”是个定语，用来表达再度出现的对庞巴维克资本与利息学说的兴趣。这种复兴特别强调生产的时间尺度和生产率的迂回性。曾为此著书立说的学者有希克斯（1973年）伯恩霍尔茨（Bernholz，1971年、1973年）、费伯（Faber，1979年〕和奥洛塞尔（Orosel，1981年）。这一派观点认为，“奥地利学派”一词与一般的门格尔主观主义传统不相干（如前述，该传统对庞巴维克的理论有所保留）。自由思想罗斯巴德对于其他经济学家（和非经济学家）来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独特的方法论或特殊的经济学，倒不如说是政治和社会学说中的自由思想。这类观察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意味着崇尚自由市场。马克卢普（1982年）注意到（并部分赞同）对“奥地利学派”作如是观。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于米塞斯论著的影响。米塞斯以鼓吹市场起因说而出名，同时他是无可争辩的奥地利学派学者。因此，他支持不受干预的市场经济的强硬政策主张，很自然地被认为是现代奥地利学派的核心思想。米塞斯在美国的主要追随者默里·N·罗斯巴德（Murray N.Rothbard）的论著加强了这一看法，他也竭力主张和鼓吹自由主义。但是，另一些观察者会对如此定性奥地利学派提出疑问。虽然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奥地利学派的早期论著被认为是与马克思学派思想尖锐对立的，但总的来说该学派保持一种超政治的姿态。在该学派的奠基人中，维塞尔事实上明确赞同德国历史学派提出的干预主义的结论（维塞尔，1914年，第490页）。虽然米塞斯和哈耶克对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效率公然提出怀疑，他们也强调他们经济学的无价值（Wertfrei）特点。他们都认为，他们在政策方面的自由市场主张与信奉奥地利学派有联系，但并不是该学派的核心思想。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弗格森:奥地利经济学派是最大赢家对于经济学界的许多人来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自1970年前后起，指的是对卡尔·门格尔以及早期奥地利学派思想，尤其是经米塞斯和哈耶克发展的那些思想再度出现的兴趣。这种兴趣主要出现在美国，一些美国经济学家发表了数量可观的论著，主要包括默里·N·罗斯巴德（1962年）、伊斯雷尔·何兹纳（IsraelKirzner，1973年）、杰拉尔德·P·奥德里斯科尔（GeraldP.O'Driscoll，1977年、1985年）、马里奥·J·里佐（MarioJ.Rizzo，1985年）以及罗杰·W·加里森（RogerW.Garrison，1978年、1982年、1985年）的著作。这一派的目标是突出奥地利学派关于市场是一种过程的解释与主导现代经济学的均衡理论的不同之处。其结果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一词常常被理解为只有部分是准确的（见怀特（White），1979年，第9页），拒不采用现代数学和经济计量技术。而规范经济学则主要因均衡为方向而广泛采用这些技术。现代奥地利学派中的这批经济学家（有时被称为新奥地利学派），确自认为早期传统的继承者。他们和主流新古典经济学一样赞赏市场有秩序的结果，但在理解这种结果实际是怎样取得时，又与新古典主义有分歧。正是由于这批学者的努力，早期奥地利学派的许多著作的原文和译文得到再版，在经济学界内外吸引了大批读者。微观经济学理论另外，还有一种与上述看法稍有关系的含义也被人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联系起来了。这一观点强调经济决策的环境是极不确定的，因而它在一定程度上实际拒绝了许多已被接受的微观经济学理论。路德维格·拉赫曼，（1976年）指出，G·L·沙克尔（G.L.S.Shackle）的论著在这方面是奥地利学派（尤其是米塞斯的）主观主义最为忠实的发展。拉赫曼本人的论著（1973年、1977年、1986年）也顺着这条思想强调了个人选择和市场结果的不确定性。这种思路意味着，对系统理论研究结论所可能具有的重要普遍意义持严重的怀疑。因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这一涵义便在一定程度上把它和赞同历史学派和制度学派研究方法的立场联系了起来。鉴于早期奥地利学派以反对这两种研究方法而闻名，可以想象，这种联系被许多观察家（尤其是主张继承奥地利经济学派主要传统的学者）认为是一种讽刺，甚或是荒谬的 [1]。新手上路成长任务编辑入门编辑规则本人编辑我有疑问内容质疑在线客服官方贴吧意见反馈投诉建议举报不良信息未通过词条申诉投诉侵权信息封禁查询与解封©2024 Baidu 使用百度前必读 | 百科协议 | 隐私政策 | 百度百科合作平台 | 京ICP证030173号 京公网安备1100000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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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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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学派（Austrian School）

目录

1 奥地利学派的概述

2 奥地利学派的主要论点

3 奥地利学派的成员

4 货币主义和奥地利学派的区别

5 相关条目

[编辑] 奥地利学派的概述

　　奥地利学派是由伟大的经济学家、“边际革命”三杰之一的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1840-1921）创始的经济学学派，名称的由来，乃因身为奥地利人的门格尔当年与德国历史学派的古斯塔夫·施莫勒就社会科学方法论进行的著名论战中，施莫勒对门格尔经济学的蔑称而起，至于门格尔本人，则自视为古典经济学的革新者。

　　事实上，不但是古典经济学，奥地利学派与19世纪以来经济学中的各流派，比如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学派（洛桑学派），杰文斯的数理学派，凯恩斯和凯恩斯主义，芝加哥学派，理性预期学派，新凯恩斯主义等等，有着根本的不同。这些可被主流接纳的学派或可统归为新古典经济学，以区别于“边际革命”之前由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经济学，始于瓦尔拉斯，杰文斯，至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为第一个成熟高峰的新古典经济学模仿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并大量数学化，用研究物的运动（自然现象，简单现象）的方法研究人的行动（人类现象，复杂现象）。奥地利学派——从方法论到诸多基本观念——所走的完全是另一条道路，它坚持认为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或人类科学（即人类行为学praxeology,或the science of human action）研究的是人类的有意识（有目的）行为，而非自然界物质，因而应有其自身的方法体系，决不可以是非目的论的和实证主义的。经济学作为人类科学最发达的一个分支，其分析对象并不限于所谓的经济行为。

　　此外，奥地利学派继承了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自由主义思想传统，坚持自由竞争的市场原则（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强调最好的社会秩序是自发秩序，反对干预主义，从这个意义上，奥地利学派是古典经济学的真正后裔，它革新的是经济分析的方法和概念。与之相反，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反而常和古典经济学的这一根本立场背离，转向宏观调控和制度设计，相应的在方法上是实证主义，在技术上追求数学的计算和证明。

　　简单地说，古典经济学在19世纪下半叶一分为二，由于历史的偶然特别是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和二次大战的爆发，致使奥地利学派的发展成为了潜流，其中只有哈耶克一人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主流学界、英美政界乃至普通读者中拥有巨大的声望和影响，而这不一定是因为他的经济理论，他还是一位可以写出相对通俗的名著（如《通往奴役之路》）的政治哲学家。

　　尽管如此，推崇奥地利经济学（Austrian economics）的精英亦从未间断，历经几代学者的完善和创新，奥地利经济学已经不受国籍语种之限，特别是传播到了英语世界，比如哈耶克就曾是撒切尔主义的理论资源。奥地利经济学在今日仍然蓬勃发展，毫不意外其重镇是在美国，这主要是由哈耶克的老师、二战后被迫移居美国的米塞斯奠定的，作为自由主义在20世纪的伟大旗手，他也在理论上使奥地利经济学臻于成熟。不过据《理性选民的神话》的作者、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家布莱恩·卡普兰（Bryan Caplan）说，奥地利经济学家一般不在主流期刊上发表文章，因为，事实上不管哪个学派，不使用数学的经济学论文已经难以发表了。当然，在Austrians看来，这是主流学界误入歧途，自己才是经得起考验的经济学正宗。

　　奥地利学派不能成为主流的更深刻的原因，也可能在于米塞斯的这段分析：“经济学不受人欢迎的原因是它对特权的后果的分析。人们不可能反驳经济学家的论证：一切特权都损害其它人或者至少其它大部分人的利益，那些受害者只有在政府答应也给他们特权时才会容忍它，然后，如果每个人都获得特权后，没人赚了而是所有人都赔了，因为劳动生产率必然会普遍下降。但是，经济学家的告诫却被那些清楚地知道若没有特权就不能在市场竞争中得胜的贪婪的人们视而不见。他们相信他们能够比其它人群得到更有价值的特权，或者至少能够在一定时期内阻止其它人群得到补偿性的特权。在他们眼里，经济学家只是企图破坏他们的计划的捣乱者。”

[编辑]奥地利学派的主要论点

价值是主观的，是物对人的欲望满足的重要性；

价值的成因是效用加稀少性；

价值量的大小也只取决于边际效用的大小，与社会必要劳动无关；

价值产生于消费领域，不是生产资料将其价值转移予其产品，相反是产品价值赋予其生产资料以价值；

资本和土地的收入，或是各自提供效用的报酬，或是产生于现在财货与将来财货的不同估价，与剥削劳动毫不相干。

[编辑]奥地利学派的成员

　　1871到1889年间，奥地利学派的成员，除了该学派的创始人门格尔和他的两位最著名的门徒维塞尔和庞巴维克以外，还有9名经济学家。这些影响较小的经济学家中大部分人的生平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的经历同门格尔、维塞尔和庞巴维克的经历如此相似，难怪他们有类似的观点了。这9人中的7人，即古斯塔夫·克鲁斯，约翰·冯·柯莫津斯基，维克多·玛塔佳，罗伯特·迈伊尔，欧根·菲力波维奇·冯·菲力普斯堡，埃米尔·萨克斯和罗伯特·祖克坎德，都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然后有几年不在大学，多在政府任职。他们每人都写过一本书，以取得在维也纳大学任职编外讲师的资格。此后虽然他们仍在政府中任职，但同时仍同一个奥地利大学（通常是维也纳大学）保持联系。他们大部分加入了《奥地利国民经济协会》后来他们又发表了其他一些著作，部分是为了在各自大学的提职：他们每人先被提升为副教授，后来升为正教授。下页的表列出了奥地利学派的12名早期成员中的10人的主要经历。其他两人是鲁道夫·奥斯皮茨和里查德·李宾，他们没有进维也纳大学，未得法学博士学位，末任过编外讲师或教授。他们的经历和背景截然不同。他们同已经提到过的奥地利维也纳经济学家共享维也纳学派成员的资格，仅仅是因为他们大约在同时也住在维也纳，而且对经济学感兴趣，特别是对应用边际效用思想于价值论有兴趣。

　　奥斯皮茨生于1837年7月7日，比门格尔早几年；李宾生于1842年10月10日，比门格尔晚几年。他们的学业不是转向法学和政治学，而是物理学，因此，当他们开始从事研究时，比其他维也纳经济学家更注重数学方法，在结束教学生涯后他们改而从商，奥斯皮茨还曾从政（进入议会）30年，他于1906年3月8日去世。李宾于1919年11月11日去世。他们都加入过《奥地利国民经济协会》。

　　上述9位次要作者的大量文字材料极少涉及边际效用，但他们通常又被算在边际效用学派之内，这确实令人吃惊。他们中有2人根本没有谈到边际效用，其余4人谈的也很少，只有萨克斯、奥斯皮茨和李宾写过不少有关的东西。

　　克鲁斯和玛塔佳的著作很多，但没有一本详谈过边际效用思想。他们有权被算在维也纳学派之内，主要是由于他们没有说过什么同边际效用观点相左的东西。他们没有什么必要这样做，他们的兴趣在这个领域之外；如果在这个领域之内，他们也许会喜欢诸如劳动价值论这样相反的信念了。

　　克鲁斯的第一部理论著作是《企业利润理论》，它研究利润的性质、正当性和社会意义。在研究这些问题时他本可说到边际效用，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只是提到门格尔的《原理》，但这同效用无关。大约同时他又发表了“卡尔·马克思”一文（载于《德国凡人传记》）；一年后他将此文增订出版。他以完全同情的态度详细论述了马克思的价值论。尽管他批评马克思在讨论交换价值时没有考虑物品的有用性，尽管他援引了克尼斯和谢夫勒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批评，但在他对马克思的有节制的修正中没有一处提到门格尔，或提出任何类似于边际效用的思想。

　　克鲁斯的第三本书《经济模式和经济原理》为他提供了很多机会来利用他当时（1888年）已经知晓的边际效用思想，但他没有这样做。他一般地讨论了交换和价格，他虽把门格尔同涉及于《原理》的讨论联系起来，但是，除了把交换中个人的需求以一种松散的形式同个人对物品的估价结合起来以外，他并没有更接近边际效用分析的核心。

　　克鲁斯后来的著述同边际效用没有任何更直接的关系，因此我们很难理解威廉·韦伯的话，他说克鲁斯“受到了门格尔的影响”。当然，我们不知道他在维也纳大学的课程中讲了些什么，不过，从下一章所列的课程表中可以看出，在这个时期他常同门格尔、维塞尔、菲力普维奇和玛塔佳等人一起讲授《国民经济学》这门基本课程，因此他对边际效用的看法决不会与这些人相抵触。

　　玛塔佳的情况与克鲁斯类似。玛塔佳的第一本论利润的小书没有把自己同门格尔的观点或边际效用经济学联系起来。这本书作为“取得大学讲席资格的著作”使他得以在维也纳大学任教，后来他又转到因斯布鲁克的教席（1890－1892年）。他后来成为维也纳大学的名誉教授，但显然没有讲多少课。像克鲁斯一样，他的授课可使他谈及边际效用，但这只是一种猜想。他后来对广告特别感兴趣，还写了一本这方面的书。我们也许由此推想他会讲到效用的，因为作广告必然要涉及厂商的利润，触及个人本身的效用，但这种关联没有出现。他这本身有一个范围很广的参考书目，但没有一本涉及边际效用。玛塔佳还发表了许多其他著作，并为不同杂志写了大量论文，但是没有表现出可能把他同门格尔、庞巴维克或维塞尔联系起来的任何兴趣。他的兴趣扩及迥然不同的各种事物，例如广告、零售、分期购买和保险。

　　迈伊尔是奥地利学派中对边际效用问题做过少许论述的第一人。他在有关该问题的惟一的论文中论述了西蒙·尼尔森·派顿的“消费不断变动规律”。这篇文章显示出他对边际效用思想有坚定的认识和理解，有能力用它来分析经济现象。他没有提到门格尔，但提到维塞尔、奥斯皮茨、李宾和庞巴维克。迈伊尔过去没有讲授过这方面的课题。当然，他可能在维也纳大学讲课时借用过这种思想，但没有这方面的记录保留下来。他后来的著述多半集中在公共财政方面。

　　对边际效用问题做过少许论述的第二位次要成员是克莫林斯基。20年间，即从他投入价值论的争论（这场争论推动门格尔开始他的著述）到他发表《孤立经济中的价值》（作为任教维也纳大学的条件）期间，克莫林斯基没有发表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这位46岁的讲师为什么要转到维也纳大学，但我们知道他与边际效用经济学的发展是并步而行的。庞巴维克发现这本书（克莫林斯基题献给门格尔）完全体现了边际效用理论的精神。克莫林斯基试图提出一种新的论据，说明价值理论只能正确地应用于可以再生产的物品和服务，而不能用于独一无二的物品。他的这个论点基于这个假定，即不能比较来自不同种类物品的满足。根据这一点，奥斯玛·斯潘把克莫林斯基列为边际效用学派的第一位“直率的反对者”。但他决不是一个坚定的反对者，因为他再没有提出什么批评。

　　把自己著作的一部分用于边际效用的第三位奥地利经济学家是祖克坎德，他的《价格理论，特别是该理论的发展史》中有一章是关于主观价值理论的，但本书不是对边际效用论的抗辩。祖克坎德的确显示了奥地利学派的派别精神，同赞扬主观价值的优点相比，作者更愿意维护门格尔，反对杰文斯和瓦尔拉斯。不过这本书现在看来可以作为对作者所属的经济学家团体的一种评价，因为他的说法在当时是很好的。至少，克拉克在他对该书的评论中说过：“这本书是对奥地利新近经济家著作的一个很好的介绍”。

　　祖克坎德后来的著作比上述各作者的著作更经常地回到边际效用问题上。1890年他对亨利希·迪策尔对边际效用论的有力批评作了答复；他批评了威廉·斯马特的《门格尔、维塞尔和庞巴维克价值论导论》；他把边际效用思想加进他的布拉格的《国民经济学讲稿》；1910年他著文庆祝门格尔的70岁寿辰；同年他还写了“价格”一文，发表在《政治学袖珍辞典》上，其中用到了边际效用思想；从1910年到他去世（1926年），他没有再回到这个问题上。

　　菲力普斯堡是通常包括在边际效用学派之内，在主观价值论上写了一些东西，但为数不多的那些奥地利经济学教授中最后的一位。1893年前他没有发表过边际效用的著述，这个时限已经超过我们研究的这个时期了。如他自己所说，他虽然从1879年到1885年一直在维也纳大学学习，但完全是在斯廷的影响之下，至于对门格尔的了解，则仅限于知道他是鲁道夫王储的家庭教师。他疏远历史学派并转向边际效用学派，是在他及时阅读了庞巴维克的《资本和资本利息》之后；这本书的第二部分于1889年问世。我们把他包括在边际效用学派之内，主要是因为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德国经济学第二代最有名的一般教程，是许多德国人了解边际效用经济学的主要来源。但德国的主要评论家从未提及其中的边际效用思想。

　　萨克斯同奥地利学派的联系，除了门格尔、维塞尔和庞巴维克以外，比其他人都更密切。我们对他的生平知之不多，无法确定他何时熟悉门格尔《原理》，何时开始研究边际效用。他可能在1870年代初接触到门格尔的《原理》，但在此后的一个长时期并没有受到该书明显的影响。

　　萨克斯在到布拉格（1879年）以前的五年间的著作同门格尔的著作无关，而且具有描述的、历史的和分析的性质。他定居布拉格后五年间发表的第一本书就表现出门格尔的影响，但不是门格尔的《原理》，而是《研究》。门格尔在后面这部著作中研究的是方法问题，而不是价值问题，因此也就没有用到边际效用思想。

　　1887年萨克斯发表了《国民经济学理论原理》，该书显示出他完全接受边际效用概念，这是庞巴维克对边际效用理论表露了类似的强烈兴趣之后的一年。从这时起萨克斯明确属于边际效用学派了。不过我们应当记得，他走上经济学之路是在门格尔《原理》问世后16年，尽管他此前曾得益于该书。

　　我们应当防止按照某些经济思想史家的看法来看待萨克斯《理论原理》的中心目标。例如格雷说：“在最初的奠基者中，第四位作者〔萨克斯〕难以反驳的要求”有如下述：“国家可以取得（用于较不急切的目的）纳税人一直更有利地使用着的货币。这虽是老生常谈，但它几乎可以明显地适宜于精美的维也纳糖果。讨论这方面的问题是萨克斯《理论原理》（1887年）的一个特殊贡献。他把奥地利人的思想用于国家经济学，特别用来发挥了一种赋税理论”。完全正确！但是，本书一定会让那些以为萨克斯的上述著作主要研究赋税和国家问题的人大吃一惊，因为本书对边际效用的议论颇多，而关于赋税的内容极少。

　　萨克斯这本书的成功，从任何观点来看，都只是中等的，它没有再版，但出过意大利译本。这些情况使萨克斯感到不快，据说，他辞去布拉格大学的讲席，在48岁时隐居意大利就是因为如此。

　　从《理论原理》可以看出萨克斯对它寄予厚望，他认为这是一部富于独创性的重要著作。他试图从事的这个困难任务（他认为他已经胜利完成了）不仅是要提出一种政治科学理论，该理论应与门格尔的经济理论使用同一方法，处于同一水平，而且要把它同这种经济理论联系起来，从而使社会科学达于完整。

　　尽管该书没有实现作者企望的目标，但毕竟对边际效用价值论是个推动。他不是直接达到这个目标的。第一篇研究个人和集体行为的观点，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们的历史以及它们同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关系。这一篇没有触及边际效用。第二篇论述经济学家关于国家经济作用观点的理论史，与边际效用也无关。只是在长篇研讨了人类经济的各种要素（如贸易、财产、劳动分工）和对需要、物品以及劳动（我们在此开始接近门格尔、维塞尔和庞巴维克的思想园地了）的一般论述之后，即到了该书接近一半时，读者才接触到价值问题以及边际效用在价值决定中的作用问题。萨克斯称赞门格尔发现了边际效用与价值的关系，称赞维塞尔选择了“边际效用”一词。他讨论了边际效用递减法则。该书后半部分首次解说了社会需求与个人需求的关系，然后转向资本于成本之类的问题。该书最后谈到了赋税，这里利用了效用思想，因而一直受到人们的注意。

　　萨克斯在其《理论原理》问世后再次回到边际效用问题只有两次。1889年他在一次演讲（后以《国民经济学理论的最新发表）为名出版）中提到它。1892年他在论述累进税的一篇长文中用到过边际效用思想。

　　奥斯皮茨和李宾于1889年发表了《价格理论研究》。此前他们没有写过什么会使人预计到《价格理论》问世的东西。奥斯皮茨在1870年代中期以后发表的大量论述完全是关于人口问题的。而李宾显然什么也没有写。两位作者在上述著作序言中说，他们早在10年前就对这个问题发生了兴趣；但他们没有指出这兴趣从何而来，又何以保持不衰。不过我们（还是从序言中）知道他们在1888年之前已经对效用理论的文献有了了解，在这方面他们同其他经济学家是一样的。他们显然知道这些人的著作，他们是：杜能、古尔诺、杜皮特、戈森、杰文斯、瓦尔拉斯、门格尔、维塞尔、庞巴维克和劳哈兹。他们既有能力阅读杜能、古尔诺、戈森、杰文斯、瓦尔拉斯和劳哈兹著作中的数学部分，也有这样做的意愿；他们在这方面比其他奥地利经济学家要略胜一筹。

　　《价格理论》一书的印刷和装桢堪称范本。它对效用理论的利用同该书的形式一样完美，就其范围和小心谨慎的程度而言，在当时经济学家（除了威斯蒂德以外）的著作中是独一无二的。两位作者把对以往大部分成果的完整理解、他们的数学才能、丰富的经验和才干融入了对消费经济学的精辟解说之中。本书没有受到本该受到的影响，不仅因为它所包含的数学比当时的奥地利人和其他经济学家能够接受的要多，而且因为两位作者同维也纳大学没有联系；但该书也有些令人烦恼的缺点。

　　奥斯皮茨和李宾研究的起点，从他们所想的而不是书面上的东西来说，是某个特定的长时期内（一年）个人消费和生产的总体。他们提出下述整体函数作为这种关系的最一般的表述：z＝φ（va，ea，ga，fa，sa，tgξa；vb，eb，gb，fb，sb，tgξb，……vn，en，gn，fn，sn，tgξn；μ）。在这个公式中，某人的年满足（z）取决于经济中n个物品的6个方面的因素和货币量μ，这6个方面的因素是：每个物品tgξ的预期价格，某人所消费的每种物品量v，所生产的物品量e；物品的三种不同的非消费用途（g，f，s）。这个长长的公式把消费或生产中每一种满足都包括在一起。其概括性超过了前后出现的所有表现边际效用关系的图式，但其缺点也正在于它囊括太多。奥斯皮茨和李宾开始讨论效用问题时，他们当然只谈从其基本函数引出来的比较简单的函数。

　　他们一开始描述了一种集体的总效用曲线，然后转向个人曲线以及将个人曲线合成集体曲线的方法。集体曲线和个人曲线一样，从原点开始升到顶点，然后接近于一种垂直渐进线。这种曲线所反映的显然是由于某特定物品的各种使用而带来的（z）量（在其基本函数中）的增加，假定价格（不是其他物品的数量）不变，个人的需求不变。同个人效用曲线一样，集体曲线依年消费而言也不变。我们还可以指出，与大多数效用曲线不同，所说的物品既可被消费，也可在生产中加以利用。作者用刚够补偿某人提供一定量物品所受损失的货币量来衡量效用。这个集体曲线还被用来（同相称的集体总成本函数一起）决定物品价格和消费者租金的数量。

　　接下去的一节是讨论效用曲线随着个人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变动的方式。每当任何其他条件（除了所谈的物品）发生变动时，生活方式就会变化，所以它是一个相当含糊和令人吃惊的概念。下图表示一个物品对各种不同的可能的生活方式的所有总效用曲线。

　　最外层的曲线测定最大效用，即某人在对他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做了必要调整时所获得的效用。除了奥斯皮茨和李宾以外，谁也没有提出这种性质的与效用有关的曲线，尽管类似的与生产有关的曲线已有广泛的应用（奥斯皮茨和李宾也利用这种曲线，他们称其为“计划曲线”）。

　　奥斯皮茨和李宾还提出了“生活满足曲线”。这种享乐曲线不同于效用曲线之处仅在于，对某物品的零点消费来说，享乐不是零，而等于某种总的满足，它是指某消费者一年间没有这种物品可供消费时的满足。换句话说，“生活满足曲线”所表示的是某人的总满足，而不是限于来自所考察的那种物品。享乐加最初的满足等于效用。他们对影响“生活满足曲线”的各种因素作了详细的考察。

　　我们可能以为这本书会使边际效用学派的其他成员感到高兴，至少瓦尔拉斯会这样（该书多处使用的数学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困难，但对维也纳学派的更注重文字表述的成员来说就比较费解了），他也许会承认本书的价值，感谢本书对他的支持，这特别是因为该书高度赞扬产他，而且部分地利用了他的一般均衡方法。但这种期望落空了。不仅边际效用学派的其他成员对它没有表现出任何热情，而且瓦尔拉斯还对之作了不利的评论。瓦尔拉斯显然没有通读全书，充其量读了第1章，而且在对这一章的评论中，他只限于指出有6处数字上的错误，对该章无一字赞扬。在效用问题上，瓦尔拉斯责备奥斯皮茨和李宾陷进了他在《纲要》中责备杜皮特所犯的同一错误，即混同了需求曲线和效用曲线。在答复瓦尔拉斯的批评时，奥斯皮茨和李宾指出，他们假定个人对货币（或尺度）的估价是不变的，其他物品的价格也不变，在这种场合，按照瓦尔拉斯的假定，效用曲线和需求曲线是吻合的。奥斯皮茨和李宾认为，瓦尔拉斯得出他的结论，只是因为他所利用的是一种具有单一论据（该物品的量）的效用曲线，而他们所用的效用函数却包含着（如上所述）所有物品和尺度的数量。

　　帕累托和欧文·费雪感到了奥斯皮茨和李宾的影响。帕累托加入了瓦尔拉斯和上述两位奥地利人的争论。他在他的重要连载文章（总标题是“纯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考察”）的开头还提到了《价格理论》，他指出该书显示出“经济数学理论在价格理论研究中具有实际的意义。”

　　路易士·苏里于1914年将《价格理论》译成法文出版。费雪对该法文译本写了惟一的美国人的评论，他对“这本富有独创精神的著作深表谢意，事实上，正是这本书促使他开始进行认真的政治经济学科学研究”。费雪此前在他自己的《价值与价格理论的数学研究》的序言中就已多次表露了同样的心情。他说：“对我影响最大的两本书是：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奥斯皮茨和李宾的《价格理论研究》。”

　　《价格理论研究》后来还得到了一些高度赞扬。熊彼得说：“甚至在今天，它对大学生也是一笔思想和启示的财富，不过迄今只被部分地利用过。”哈奇苏作了类似评价，他说：“在我们时代，没有那部著作（甚至马歇尔和帕累托的著作也没有）对个人消费和厂商的纯粹分析以及对澄清基本假定作出了如此大量精确和独创性贡献。”

[编辑]货币主义和奥地利学派的区别

　　自由主义的两大经济学流派，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以及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

　　货币主义和奥地利学派的区别在于，货币主义认为，在经济萧条的时候，政府应该通过积极的货币政策介入市场，当然，政策何时介入、怎样介入就是政府和经济学家们的事情了。奥地利学派则比较少地考虑货币问题，而是强调导致萧条的诱因，试图按照因果关系，把导致萧条的因素从复杂的经济生活中分离出来。并且，他们坚定地认为，只有千年来从传统、社会、家庭的教化中习得的自然正义和责任伦理，可以解决经济生活的一切困境，并不需要政府的干预主义。显然，货币主义能够充分肯定政客和经济学家的存在价值，而按照奥地利学派的主张，政府和经济学家可做的事情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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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经济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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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11.74.* 在 2011年3月30日 15:40 发表

顶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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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25.238.* 在 2012年7月31日 20:55 发表

Great helpful,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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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请文明上网，理性发言并遵守有关规定。

218.13.175.* 在 2013年8月11日 22:18 发表

太专业了。芝加哥学派还属于古典经济学，奥地利才是自由主义的故乡。有什么区别呢？也许对外行来说太深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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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奥地利学派 - 知乎切换模式写文章登录/注册经济学|奥地利学派Web3笑笑倚楼听风雨，笑看江湖路。作为一个经济思想流派，奥地利经济学派因其创始人和早期成员（包括卡尔·门格尔、欧根·冯·庞巴维克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来自于奥地利而得名。其他重要的奥派论著家和经济学家包括穆瑞·罗斯巴德，诺贝尔奖得主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记者亨利·黑兹利特。目前从事研究的，既有米塞斯研究院的学者，也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这个学派之所以成为他们的共同标识，是由于他们对经济科学的性质及其恰当方法享有某种一致的观点。这个学派强调价格机制的自发组织力量，并以人主观选择的复杂性为由，认为对不断演变的市场进行数学建模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奥派学者将大部分主流经济学视为“江湖骗术”，避开他们认为“天真的”和毫无意义的经济数学建模。这个学派的支持者往往强调市场有机、主观和不断演变的动态性质，主张强有力地保护私有财产权，支持严格执行经济主体之间的自愿契约，认为这才是促进经济交换的最佳方式。在经济议题上，他们一般主张自由放任，认为商业贸易所受强制（尤其是政府所施外力）最小化是确保长期经济稳定和福祉的最有效方式。特别是，他们对于政府参与商业活动所带来的扭曲和破坏，表达了十分严重的担忧，认为商业领域的政府管制不仅没有多大必要（或带来不可取的后果），且常常引发“棘轮效应”：现有管制惹出的麻烦往往被归咎于自由市场，从而给进一步破坏性和强制性侵犯市场制造理由。他们特别批评了政府长期入侵私人货币的生产领域，主张所有强制性法定货币法都应立即废除，重返完全准备或自由的银行业。这样，金融体系就将是去中心化的，而非由强制性垄断政府或垄断性中央银行所主导或控制。奥派虽始于19世纪著名的奥地利经济学家，但其历史可追溯至15世纪。1871年杰文斯、瓦尔拉斯和门格尔引入主观价值论理念，开始经济思想所谓“边际主义革命”的三部作品出版，标识着这个学派开始出现。奥地利学派最早的理论家包括庞巴维克、米塞斯、哈耶克和维塞尔等奥地利学者。今天，奥派经济学家已不再需要来自奥地利。“奥地利”这个词用于描述一个特定的经济思想学派，而不是其学术实践者的国籍。1▍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要论早期思想家的知名贡献，奥地利学派可追溯到15世纪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从事写作和教学的圣托马斯·阿奎那追随者。这些经院学者试图解释所有的人类行为和社会组织，这可以算作奥派的起源了。这些晚期经院哲学家发现，世界上存在着某些经济规律，有着把原因和结果联系起来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发挥着和其他自然规律极为相似的作用。经历了数代人，他们发现了第一代经济理论，解释了供求定律、通货膨胀的原因、外汇汇率运行以及经济价值的主观性质。他们赞成财产权、契约和贸易自由。奥派学者与经院哲学家相同之处就在于，他们都认为不存在一种处理独立变量的经济科学，不应把经济问题扭曲地分离开来进行分析。经济问题是更广阔社会现象的若干方面，只有根据其特征来加以处理才是最适宜的研究方法。胡安·德·马里亚纳晚期经院哲学家是财产权、契约与贸易自由的辩护者。他们反对征税，不赞成管制价格和商业机构的做法。作为道德神学研究者，他们强烈要求政府也必须服从道德规范，不得偷盗和抢劫。这些经院哲学家实践的正是后来米塞斯的准则：经济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告诫政府，什么是政府不应当做的。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纹章 座右铭：Omnium scientiarum princeps Salmantica docet（拉丁语）意为：萨拉曼卡教导所有的科学原理第一篇关于经济学的论著叫作《商业性质概述》，是由理查德·坎蒂隆于1730年写成的。坎蒂隆受过经院哲学的传统教育。他生于爱尔兰，后移居法国。他认为经济学是个独立研究领域，并运用“思想实验”来解释价格的形成。他把市场看成一个企业家过程，并坚持奥派风格的货币创造论：增发货币逐渐进入经济体，一点点扩大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同时会扰乱价格体系。紧随坎蒂隆之后的是杜尔哥，旧制度下信奉市场理念的法兰西贵族和财政大臣。杜尔哥是一位重农学派经济学者，经济作品不多但思想深刻。他的论著《价值与货币》清晰地阐明了货币的起源，以及揭示出经济选择的实质就在于它反映了个人偏好的主观排序。杜尔哥解决了令后世古典经济学家头疼的“钻石与水”这一著名悖论，阐明了报酬递减规律，并批评了高利贷法令（晚期经院学派的症结所在）。他赞成经济政策应遵遁古典自由主义，建议废除裙带行业的一切特权。理查德·坎蒂隆在这位先辈的影响下，18-19世纪法国涌现出一系列伟大的经济学家。杜尔哥是他们的智识之父。在这些经济学家当中，最引入注目的，当数萨伊和巴斯夏。萨伊是第一位深入思考经济学方法的经济学家。他意识到，经济学任务不是堆砌数据，而是用语言阐明普遍事实（例如，需求是无限的，手段是稀缺的）及其逻辑含义。萨伊发现了资源定价的生产力理论、资本在劳动分工中的作用和“萨伊定律”：只要容许价格调整，那么在自由市场上，就永远不会出现持续的“过度生产”或“消费不足”。巴斯夏和萨伊一样都是自由放任和工业革命的捍卫者。作为一名支持自由市场的新闻记者，巴斯夏也认为，非物质服务和物质财货一样要受经济规律的制约。在他的无数经济讽刺文中，有一篇清楚说明了后来被黑兹利特大力推广的“破窗谬误”。巴斯夏成型之中的前奥地利学派传统，尽管其理论享有很高的成熟度，可主要受政治因素的影响，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不列颠学派（英国古典学派）最终占了上风。这种（基于客观成本和劳动生产力价值论的）英国传统最终导致了“资本剥削论”的兴起。2▍奥地利学派第一代学者到了1871年，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问世，多年来处于统治地位的英国传统首次面临严峻的挑战。作为奥地利学派创始人，门格尔复兴了“经院哲学-法兰西”传统的经济学方法，并将其置于更加坚实的基础之上。门格尔和同期瓦尔拉斯和杰文斯的作品一道，门格尔阐明了经济价值的主观基础，首次完整地阐释了边际效用理论（个人占有的某种财货单位数量越多，他赋予该财货任何给定单位的评价也就越低）。此外，门格尔展示了货币是如何源于自由市场：当最适销商品用于交换其他商品而非满足消费所需时就产生了货币。门格尔的《原理》是经济科学史上“边际主义革命”的支柱。当米塞斯称誉这本书把自己“造就成一名经济学家”时，可不光指门格尔的货币和价格理论，他还指门格尔运用于这门学科的方法本身。和这一传统的先辈一样，门格尔是一位古典自由主义者，也是一名方法论个人主义者，他把经济学当成是个人选择的科学。他在12年后出版了《经济学方法论探究》，和德国历史学派展开论战。当时，德国历史学派拒绝接受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学不过是效劳于国家的数据堆砌。门格尔对于“理论”的辩护，让他们十分嫌恶。因为门格尔及其追随者在维也纳大学担任教职，他们便给起了个贬称“奥地利学派”。这个称呼延用至今。门格尔是维也纳大学经济学教授，还担任过年轻但不幸早逝的哈布斯堡皇储鲁道夫的老师。他把经济学当成是根植于演绎逻辑的人类行动科学，为后世理论家拒绝计划经济思想的支配铺平了道路。实际上，他的学生维塞尔，强烈地影响了哈耶克的晚期作品。今天，门格尔的著作仍然是掌握经济学思维方式极好的入门读物。在某种程度上，每一位奥派经济学家都将自己视为门格尔的学生。因斯布鲁克大学有一位门格尔的崇拜者和追随者，他就是庞巴维克（Boehm-Bawerk）。庞巴维克继承并重新表述了门格尔的理论，用于分析一系列涉及价值、价格、资本和利息的新问题。他的《利息理论的历史和批判》于1884年出版，彻底清算了思想史上的种种谬误，并极力为利率系市场内生而非外生（人为制造）的观念辩护。利息反映了“时间偏好”的普遍事实，即人们偏好更早而非更晚地满足需求的倾向。这一理论后来为法兰克·菲特所扩展和辩护。庞巴维克庞巴维克的《资本实证论》证明了，一般商业利润率就是利息率。资本家节省资金、支付劳动力报酬，等到最终产品出售之后，他们才获得利润。此外，他还证明了资本不是同质的，而是具有时间维度的、复杂多样的结构。经济不断增长并不仅仅因为资本的投资越来越多，还因为生产过程的跨度越来越大。庞巴维克和马克思主义者就资本剥削论展开了长期论战。早在布尔什维克掌握俄罗斯权力以前，他就批驳了左翼关于资本和工资的种种学说。庞巴维克还举办了一家研讨班。米塞斯后来也加以继承，在维也纳创办了私人研讨班。庞巴维克赞成那些尊重经济规律乃永存不变事实的政策。他认为，干涉主义是对市场经济各种力量的侵扰，必然无法获得长期的成功。在哈布斯堡皇朝的最后岁月里，他三度担任财政部长，为实现平衡预算、稳健货币、金本位、自由贸易以及废除出口补贴和其他垄断特权而努力。3▍米塞斯和哈耶克庞巴维克的研究和著述，更强化了“奥派”作为一种分析经济问题的统一方式，也为该学派大举进入英语文化圈奠定了基础。可在门格尔分析中的某个领域，庞巴维克并没有投入太多精力详细阐述，这个领域就是货币，“微观”和“宏观”方法的根本交汇点。身为奥地利商会经济顾问，年轻的米塞斯接受了这一挑战。米塞斯米塞斯的研究成果，是1912年出版的《货币与信用理论》。他详细说明了边际效用理论该何应用于货币，并清晰表达了他的“回归定理”，表明市场不仅仅是货币的发源地，还始终是货币存在的必要条件。借助英国通货学派、维克塞尔利率理论和庞巴维克生产结构理论，米塞斯勾画出了奥派商业周期理论的大致轮廓。一年之后，维也纳大学为米塞斯提供了教职，而庞巴维克的研讨班也花了足足两个学期专门讨论米塞斯的这部作品。米塞斯的职业生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被迫中断了四年。战争年代，他担任了三年的一线炮兵长官，一年的经济情报参谋。战后，他的《民族、国家和经济》于1919年问世。这本书积极维护这个倾颓帝国中少数族群的经济和文化自由，此外还阐述了战争的经济学理论。与此同时，在大通国民银行经济学家小本杰明·安德森的努力下，米塞斯的货币理论在美国赢得关注。（米塞斯的作品受到了凯恩斯的吹毛求疵。凯恩斯后来承认自己不懂德语。）战后政局一片混乱。在当时奥地利的左翼政府中，马克思主义者奥托·鲍尔成了主要的理论家。米塞斯在庞巴维克研讨班就结识了鲍尔。他连续多晚向鲍尔解释经济学，最终说服鲍尔放弃了推行布尔什维克式经济政策的计划。奥地利左翼因此认为米塞斯不可宽恕，在学术领域展开了针对他的政治迫害，让他始终未能在大学获得付薪的教授席位。米塞斯并没被吓倒，反倒投身于社会主义本身问题的研究。他在1921年写下了一篇重磅论文，又过了两年，他把这篇论文转化成《社会主义》一书。米塞斯指出，一个社会当中如果不容许资本财货的私有产权或交换，也就必定无法给资源找到它最高价值的用途，米塞斯预言，这将导致极度的混乱和文明的终结。米塞斯发起的挑战，迫使左翼从经济角度解释其体系如何运转，此前他们还在逃避这一任务。奥派学者和计划经济支持者之间爆发论战，持续了十年甚至更久，而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这场辩论胜负已见分晓，后者是优胜一方，直到1989年苏东阵营崩溃。与此同时，米塞斯为自由市场的声辩，从左翼事业中吸引了一批“改宗者”，这其中包括哈耶克、洛卜克和罗宾斯。米塞斯开始在商会办公室举办私人研讨班，参加者有后来大名鼎鼎的马赫卢普、摩根斯坦、冯·哈伯勒、舒茨、施特里格尔、沃格林、罗丹，还有来自欧洲各地的一大批知识分子。整个20世纪二三十年代，米塞斯在两条学术阵线上同时展开论战。他写了一系列文章，捍卫经济学中的演绎方法，给予了德国历史学派以致命一击。他后来称之为人的行动学或行动学逻辑。他还创办了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并由他的学生哈耶克负责这一项目。哈耶克这一时期，哈耶克和米塞斯以商业周期为题，撰写了多份研究报告，警告信用扩张的危险，预言了即将到来的货币危机。1974年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委员会援引了这项成就。哈耶克在英美从事研究时，写了大量关于汇率、资本理论和货币改革的论著，成为凯恩斯经济学的主要反对者。他的畅销书《通往奴役之路》给美国古典自由主义运动在罗斯福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复兴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他的丛书《法律、立法和自由》详尽阐述了晚期经院哲学的法学方法，并运用这一方法批判“社会正义”之类的平均主义和万应灵丹。4▍走出奥地利20世纪30年代末，刚经历了全球经济萧条磨难的奥地利又面临纳粹接管的威胁。哈耶克在米塞斯敦促下，1931年就动身去了伦敦。1934年，米塞斯本人迁居到日内瓦，在日内瓦大学国际经济关系研究院从事教学和写作，接着移民美国。这种人事飘零削弱了奥派在母国的力量，但也让其观念在英语文化圈中越来越广为人知。纳粹深知米塞斯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死对头，查抄了他公寓的文档，并在战争期间把这些文档藏匿了起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米塞斯的观念，通过洛卜克作品的渗透，还有艾哈德的政治才干，引导了德国战后的经济改革，让这个国家得以重获新生。接着在1992年，奥地利档案学家在莫斯科重新开放的档案中，发现了米塞斯被盗的维也纳文档。在日内瓦期间，米塞斯写下了巨作《国民经济学》，到美国后又加以修订和扩充，最终成为1949年出版的《人的行为》。他的学生穆瑞·罗斯巴德称这本巨著为“米塞斯最伟大的成就，本世纪人类思想最杰出的作品。经济学因此成为一个整体。”这本书的出版是奥派历史上的重要事件。这部作品迄今仍然是奥派标识性的经济学论著。尽管如此，经济学界并不待见此书，因为他们已经彻底倒向了凯恩斯。凯恩斯主义思想不仅接受法币、部分准备银行和中央银行业务，还这样假定：政府必须介入经济，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自由市场有时并不像经济中的政府决策那样“奏效”——它的全部原则，都是米塞斯拒不认可、当成谬误的。虽然米塞斯在美国从未取得和其学术水平相称的正式教职，但在纽约大学时，他身边聚满了学生，就像在维也纳时一样。甚至在米塞斯移民之前，新闻记者黑兹利特作为他最主要的支持者，在《纽约时报》、《新闻周刊》给米塞斯的著作撰写书评，并以《一课经济学》这样的经典之作，来推广普及米塞斯的思想。黑兹利特然而，黑兹利特也为奥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逐句批判了凯恩斯的《通论》，为萨伊的作品辩护，从而恢复了萨伊在奥派宏观经济理论的核心地位。黑兹利特以米塞斯为榜样，坚守原则、永不妥协，被迫四度离开新闻媒体的高级职位。5▍一个传统如何融入美国米塞斯的纽约研讨班一直办到他1973年去世前两年。这段时间，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罗斯巴德参加了米塞斯研讨班，并成为奥派学者。他和“主流”经济学渐行渐远，对奥派的研究也就越深越透。罗斯巴德罗斯巴德证明了自己是一位杰出学者。然而，他取得哥大博士学位时受到了重重阻力，主流经济学思想流派对他观点的排斥贯穿于他整个的职业生涯。他虽多产而博学，却从未在一所常春藤高校获得过学术职位。他不得不接受布鲁克林理工学院的学术职位，后来担任内华达大学经济学教授。扎根于众多奥派学者的传统，罗斯巴德在观念上毫不妥协，并且因为观感上的激进特征，而被许多有影响力的政治团体所排斥，甚至在那些通常赞同他观点的右翼保守派中也是如此。威廉·巴克利因罗斯巴德身故撰写了一篇尖酸讣告，而安·兰德的支持者最后竟不承认他关于大企业政商勾结带来腐蚀影响的观点。罗斯巴德在其著作《美国右派的背叛》一书中述及了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真正的精神”所遭到的背叛。在经济议题上，罗斯巴德的《人、经济与国家》效仿《人的行动》，在某些领域——垄断理论、效用、福利和国家理论——巩固和发展了米塞斯本人的观点。罗斯巴德运用于奥派的方法，直接遵循晚期经院哲学的思想路线，在财产的自然权利理论的框架内应用经济科学。他最后发展出一整套建立在私有财产、合作与契约自由之上的，为纯市场经济社会秩序而辩护的理论。罗斯巴德扩展了，在某种意义上“完成了”米塞斯关于经济思想的观点，消除了矛盾，得出了比米塞斯早期著作（其本身在所处时代被认为是激进的，甚至迄今仍然如此）更激进的政策结论。紧接着，罗斯巴德对美国大萧条进行了考察。他应用了奥派商业周期理论，证明了股市崩盘和经济衰退要归咎于先前的银行信用扩张。此后，在一系列有关政府政策的研究中，他建立了一套用于审视市场当中各种干预措施效果的理论框架。罗斯巴德扩展和“激进化”了奥派，他接受了米塞斯的见解，并推动它们达到了逻辑的终点。和米塞斯认为国家有其作用（提供法律、秩序、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观点不同，罗斯巴德认为一切商品和服务都可以——也应该——由私营部门生产。他认为，许多条令法规，表面上是为了“公共利益”而颁行，不过是在策划自私的权力攫取；没有真正市场竞争的制约，政府官僚就会热衷从事后果危险、无羁无束的自我扩张。罗斯巴德认为，政府提供商业服务，涉及到内在的低效率，并主张真正的竞争会消除这种低效率，如果这些服务能由私营部门提供的话。罗斯巴德同样谴责国家社团主义。他举出很多情况，批评了商业精英勾结政府垄断力量，影响法律和监管政策，损害竞争对手而发不义之财。在后来发展成为公共选择理论的这个领域，他是一位有重要影响的论著家。然而，现在很少有人把他的工作和这个研究领域联系起来。他认为，征税代表了大规模的强行盗窃，“对于强制暴力的垄断”，禁止人们向竞争性供应商自愿从而更有效率地采购国防和司法服务。他还认为垄断性法币制度下的中央银行和部分准备金银行，是一种国家主导的合法化金融欺诈形态，与自由至上原则和道德观念相悖。6▍奥地利学派的复兴米塞斯晚年终于见到了奥地利学派的复兴，这种复兴从《人、经济和国家》的出版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正是罗斯巴德的作品，尤其是他关于美洲殖民地及其脱英独立的四卷本史论《孕育于自由》，在美国牢牢确立了奥派和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地位。在他的哲学著作《自由的伦理》中，自然权利理论和奥派再度结合。他还撰写了一系列学术性经济篇章，被集为两卷本《行动的逻辑》（收录于爱德华·埃尔加编纂的《世纪经济学家丛书》）。这些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成为米塞斯-哈耶克那一代奥派学者和今天努力发扬这一传统的奥派经济学家之间的关键桥梁。确实，若没有罗斯巴德那种敢于反抗自己时代思想潮流的勇气和勤奋，奥派经济学传统可能已经停滞了。罗斯巴德深厚的学养，充沛的精力，广博的知识，以及对未来的乐观态度，鼓舞了无数的学生投身自由的事业。今天，奥派经济学已经取得了比20世纪30年代以来任何时候都要显赫的地位。虽然如此，像前辈米塞斯一样，罗斯巴德并没有被学术界普遍接受。罗斯巴德晚年在拉斯维加斯获得了内华达大学的教职，却从未被授予指导论文的权力。尽管如此，他还是成功地将许多活跃于各学科间的奥派学者组织起来。在米塞斯夫人玛吉特、还有哈耶克和黑兹利特的协助下，米塞斯研究院于1982年成立，为罗斯巴德和奥派提供了一连串新机会。通过源源不断的学术会议、教学研讨会、书籍、专题论文、通讯、研究甚至影片，他们把奥派推入了一个崭新时代的发展轨道。借助米塞斯研究所举办的会议和提供的助学金、研究指导、参考书目，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各个学部事实上都受到奥派的影响。奥本大学召开的一年一度的奥派学者大会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学者谈论、辩论和运用奥派经济学。奥地利学派进入新的千年，支持者已从原先的寥寥无几发展到为数众多，其中经济学家中著名的有西班牙的德索托、德国的许尔斯曼和美国的安德森、墨菲和布拉克，作家有伍兹、罗克维尔和戈耶特，还有彼得·希夫和罗恩·保罗这样的媒体评论家和公众人物。有评论认为，这是古典自由主义学术和思想新近以来的一场伟大复兴。历经兴衰起伏，这一伟大思想流派的历史同时也是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它告诉我们，伟大的观念如何依靠人们自身的创造力和勇气抵抗邪恶，推动科学的进步。今天，奥派进入了一个新的繁盛时期，支持自由市场经济已经成了知识界的共识。感谢那些大无畏的、才华横溢的先辈们，他们创造了奥地利学派的历史，感谢那些和米塞斯研究所一同继承和努力发展这一传统的人士。发布于 2024-02-10 13:37・IP 属地四川经济学经济学常识现代经济学​赞同 17​​3 条评论​分享​喜欢​收藏​申请

米塞斯：奥地利学派是什么？ - 知乎

米塞斯：奥地利学派是什么？ - 知乎切换模式写文章登录/注册米塞斯：奥地利学派是什么？经管之家一、卡尔·门格尔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1.开端人们所知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始于1871年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发表的题为《国民经济学原理》的一薄册书。人们习惯于探究环境对天才的成就施加的影响。人们希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把天才的功绩归因于环境的作用以及他所处时代和国家的思想氛围。无论这种方法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取得什么成绩，毫无疑问它不适用于那些其思想、观念和学说对人类具有重要性的奥地利人。Bernard Bolzano、孟德尔（Gregor Mendel）和西格蒙德·佛洛依德（Sigmund Freud）没有得到他们的亲戚、老师、同事或朋友的鼓舞。他们的努力没有赢得同代同胞和祖国政府的赞同。就他们的专门领域而言，Bolzano和孟德尔是在一种可谓智识沙漠的环境中进行主要工作的，而且在他们去世很久以后人们才开始领悟到他们的贡献的价值。佛洛依德在维也纳医学协会首次公开他的学说时遭到了嘲笑。有人可能会说卡尔·门格尔发展的主观主义和边际主义的理论已是风雨欲来。有几位先驱者已经预示了它。另外，大约在门格尔写作和出版他的著作的同时，威廉·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和里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也写出和发表了阐释边际效用观念的书。无论如何，无疑门格尔的老师、朋友或者同事中没有一个人对激发他思考的问题产生丝毫兴趣。有一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当我告诉他我们年轻一代的维也纳经济学家在非正式的但却是定期的聚会中讨论经济学理论问题时，他忧郁地说：“当我像你这么大时，维也纳没有人关心这些。”一直到70年代末，没有“奥地利学派”，只有卡尔·门格尔。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ohm-Bawerk）和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从未跟从门格尔学习。他们在门格尔开始以私人讲师身份授课前就已在维也纳大学完成了学业。他们从门格尔学到的东西是研究《国民经济学原理》得来的。当他们在德国的大学里特别是海德堡的卡尔的研讨班呆过一段时间后，他们回到了奥地利，并且出版了他们的首部著作，他们分别受聘于因斯布鲁克大学和布拉格大学讲授经济学。很快，一些参加过门格尔的研讨班，并且一直处于他的个人影响之下的年轻人加入进来，使从事经济学探究的人数增多了。外国人开始把他们称为“奥地利派”。但是，只是在后来，他们和德国历史学派的对立随着门格尔在1883年出版第二部著作《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而公开化之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这个名称才开始使用。卡门·门格尔（Carl Menger，1840-1921）：奥地利学派创世人，“边际革命三杰出”之一2.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奥地利的大学门格尔在70年代早期——在他于1873年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的助理教授之前——任职于奥地利内阁的新闻部。这时的奥地利内阁是由支持公民自由、代议制政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健全货币和自由贸易的自由党成员组成的。70年代末，自由党被教会、捷克和波兰的贵族以及各种斯拉夫民族的民族主义政党组成的联盟赶下台。这个联盟反对自由主义者支持的一切理念。然而，直到1918年哈布斯堡王朝解体前，自由主义者诱使皇帝在1867年接受的宪法和一些补充性的基本法律依然大体有效。在这些法规保障的自由的氛围下，维也纳成了新思想的先驱者的中心。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奥地利与欧洲的知识成果是隔绝的。在维也纳——更不用说奥地利的其他地域，没有人关心西欧的哲学、文学和科学。当莱布尼茨和稍后的大卫·休谟拜访维也纳时，这里没有对他们的工作感兴趣的本地人。在19世纪20年代前，除了Bolzano这个例外，没有奥地利人对哲学或历史科学作出过任何重要的贡献。但是当自由主义者移开了妨碍一切才智努力的束缚时，当他们废除了审查制度并且废止了宗教协定时，杰出的才智之士开始向维也纳聚集。一些人来自德国——如哲学家弗兰茨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和律师、哲学家Lorenz von Stein以及Rudolf von Jhering——但是大多数来自奥地利各个省份，少数是地道的维也纳人。这些人之间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之间都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前多明哥派修士布伦塔诺Brentano开创了一种最终导致了胡塞尔现象学的思想观念。马赫阐发了一种导致了石里克、卡尔纳普的逻辑实证主义以及他们的“维也纳小组”的哲学。布劳耶Breuer、佛洛依德和阿德勒以一种完全不同于Krafft-Ebing和Wagner-Jauregg的方式解释神经病现象。奥地利的“信仰与教育部”怀疑地打量着所有这些努力。从80年代早期起，内阁总理和该部门的工作人员都从最可靠的保守派和敌视一切现代观念和政治制度的人中挑选。他们对这些在他们看来是“外国风气”的东西只有鄙视。他们恨不得把所有这些创新都挡在大学门外。但是行政权力受到大学在自由主义观念的影响下获得的三种“特权”的严格限制。教授是公务员，和其他公务员一样，有义务服从他们的上级——例如内阁总理和他的副手——发布的命令。然而，这些上级没有权利干涉在课堂和研讨会上讲授的学说的内容，从这方面来说，教授享有人们经常谈及的“学术自由”。此外，部长有义务——尽管这种义务从未明白无误地表述过——在任命教授时遵从学院的意见（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建议皇帝任命某个教授）。最后还有私人讲师制度。发表了一部学术著作的博士可以要求他所在的学院承认他在本学科是自由的私人讲师，如果学院支持他的请求，还要得到部长的承认，实践中，在Schuschnigg治下，这种请求一直都能得到批准。从这个角度讲，被正式承认的私人讲师不是公务员。即便他被授予教授的头衔，他也不从政府拿薪水。少数私人讲师可以靠自己的存款生活。大多数人为了谋生要找一份工作。他们从选他们课的学生那里收取的费用在多数情况下是微不足道的。这样安排学术事务的后果是教授委员会在管理各自的学院时享有几乎不受限制的自治权。经济学在大学的法律与社会科学学院中讲授。大多数大学有两个经济学教席。如果有一个职位空缺，一群律师——至多有一个经济学家协力——将会选择继任者。因此决定是由一群不是经济学家的人作出的。也许可以公正地假定这些法学教授是由最好的意图指引的。但是他们不是经济学家。他们必须在“奥地利学派”和德国大学里讲授的所谓的“现代”历史学派这两个思想对立的学派间作出选择。即便政治性的和民族主义的先入之见没有干扰他们的判断，他们也难免会对一种被德国的大学教授称为特别的奥地利的思想带有几分怀疑。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新的思维方法起源于奥地利。在1848年的革命以后，一直到根据德国大学的模式重新组织之前，奥地利的大学都是贫瘠的。对于不熟悉经济学的人来说，在一个学说前加上“奥地利的”这个谓语，带有反改革和梅特涅的黑暗时代的强烈暗示。对于一个奥地利知识分子，没有什么比让奥地利再度陷入旧日时光的精神愚陋更为灾难性了。卡尔·门格尔、维塞尔和庞巴维克在“方法论争论”之前分别在维也纳大学、布拉格大学和因斯布鲁克大学获得了教席。这场争论被奥地利的外行认为是一场“现代”科学和奥地利的“落后性”之间的冲突。他们的同僚和他们没有个人恩怨。但是，无论何时，只要可能，他们总是试图把德国历史学派的追随者引入奥地利的大学。在奥地利的大学里，那些被世人称为“奥地利经济学家”的人多少有几分像是被勉强容忍的外人。欧根·庞巴维克（Eugen Bohm-Bawerk，1851-1914）：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著有《资本与利息》、《资本实证论》等。3.奥地利的知识生活中的奥地利学派在自由主义的伟大时代里，法国和德国的优秀大学不仅是为新兴的一代专业人士提供令人满意的职业实践所需教育的学习机构。它们也是文化中心。其中一些教师在全世界闻名并受到敬仰。来听他们课程的不仅有打算拿到学位的正规学生，还有许多活跃于各行各业、商界和政界的成年男女，他们只期待从中获得思想的满足。这些严格来说并非学生的外人蜂拥到诸如巴黎的勒南和柏格森，以及柏林的黑格尔的课堂里。受过教育的公众对学术界的工作有着真切的兴趣。精英人士阅读教授出版的书籍和杂志，加入他们的学术组织，并且热切地关注着会议上的讨论。在这些仅仅在空闲时间投身研究的业余爱好者中，有一些人远远超出了肤浅涉猎的程度。现代科学的历史记载了许多这种耀眼的“局外人”的名字。例如，德意志第二帝国唯一值得注意的——尽管不是划时代的——对经济学的贡献，是由一个忙碌的公司法律顾问——法兰克福的海因里希·奥斯瓦尔德（Heinrich Oswalt）作出的，当他写成他的著作时法兰克福还没有大学。在19世纪最后十年以及本世纪初的维也纳，大学教师和城市里有教养的公众之间也普遍有着紧密的联系。当老一辈的大师过世或退休，然后影响较小的人取代了他们的教席时，这种现象开始消失了。这是时期，维也纳大学的档次以及维也纳的文化的显赫是被少数私人讲师维持和提升的。显著的例子是精神分析学。它从未从任何官方机构得到任何鼓励，它在大学之外发展和兴盛起来，它与学术界的官僚等级的唯一联系就是佛洛依德是拥有一个毫无意义的教授头衔的私人讲师。作为奥地利学派的创立者最终赢得认可的遗产，在维也纳人们对经济学有着活跃的兴趣。这一兴趣使得笔者得以在20年代组织了私人研讨班，创办了经济学协会，并且组建了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后来更名为奥地利经济学研究所。私人研讨班与大学或任何其他机构毫无关系。一群学者，包括几位私人讲师每月两次在笔者的奥地利商会的办公室聚会。大多数参与者属于在一战结束后开始学术研究的年龄段。一些人年纪稍长。他们都是被对于人类行为科学的所有领域的强烈兴趣集合到一起的。争论涉及哲学、认识论、经济理论以及历史研究的各个门类。在1934年当笔者被任命为瑞士日内瓦的国际研究研究生院任命为国际经济关系的教职时，私人研讨班中断了。除了因为早逝使其杰出的学术事业过早终止的Richard von Strigl，以及Ludwig Bettelheim-Gabillon——我们以后还会谈到他，所有私人研讨班的成员都在奥地利之外找到了适当领域继续作为学者、著作者和教师工作。在精神领域，维也纳在60年代初议会的建立到1938年纳粹的入侵之间的岁月里起着重大的作用。在几个世纪的荒芜和冷漠之后，兴盛突然到来了。衰败在纳粹入侵许多年前就已开始了。在所有的国家和所有的历史时期，思想成就都是少数人的工作，也只能为少数精英赏识。大多数人带着仇恨和轻蔑——顶多是漠不关心——看待这些功绩。在奥地利和维也纳，精英尤其少，大众及其领袖的敌意尤其恶毒。4.作为奥地利内阁成员的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经济学不受欢迎是它对特权的后果展开分析的结果。人们不可能反驳经济学家的论证：一切特权都损害其他所有人的利益或者至少是其中一大部分人的利益，那些受害者只有在他们也被授予特权时才能够容忍这些特权的存在。然后，当每个人都拥有特权时，没有人会受益，所有人都受损，因为劳动生产率必定随之普遍下降。然而，那些完全明白他们没有特权的帮助就不能在竞争性市场中取胜的贪婪的人们对经济学家的告诫置之不理。他们确信他们会比其他群体得到更多的更有价值的特权，或者他们至少能够在一个时期内阻止其他群体得到补偿性的特权。在他们眼里，经济学家只不过是打算破坏他们计划的捣乱分子。当门格尔、庞巴维克和维塞尔开始他们的科学事业时，他们并不关注经济政策问题和古典经济学对干预主义的驳斥。他们把使经济理论置于坚实的基础上看作他们的使命，并且准备完全致力于此。门格尔非常不赞成奥地利政府——和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政府一样——采取的干预主义政策。但是他不相信除了在他的书和文章中以及在大学教学中阐述好的经济学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可以为政策变好出力。庞巴维克在1890进入奥地利财政部工作。他两次短期担任看守内阁的财政部长。从1900年到1904年他是Ernest von K.rber内阁的财政部长。庞巴维克在这个官职上的行为原则是：严格维持法定的金平价，以及不靠中央银行任何援助的平衡预算。一位杰出的学者Ludwig Bettelheim-Gabillon计划出版一本分析庞巴维克在财政部的活动的综合性著作，不幸的是纳粹处死了他并毁掉了他的手稿。维塞尔在一战期间做过奥地利内阁的商业部长。然而，他的活动却受到了部里的一位官员Richard Riedl的无所不在的权力——在维塞尔当部长前已经有了的权力——的相当的制约。事实上只有不太重要的事情才交给维塞尔独自裁断。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1851—1926)：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奥地利学派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二、与德国历史学派的冲突1.德国对古典经济学的拒斥　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学说在欧洲大陆遭遇的敌意主要是由政治成见引起的。几代英国思想家发展出来的、由休谟和亚当·斯密作出杰出阐述并由李嘉图完善的政治经济学，是启蒙主义哲学最为精美的成就。它是致力于建立代议制政府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自由主义学说的主旨。它被所有那些特权受其抨击的人拒斥并不意外。这种藐视经济学的倾向在德国由于国家主义精神的兴起大大地加强了。对西方文明——哲学、科学、政治学说和制度、艺术和文学——的心胸狭隘的否认源于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激烈诋毁，这最终导致了纳粹主义。然而，人们不应忘记，这场对政治经济学的反叛还有其他根据。这个新的知识门类提出了学者们没有找到满意解答的认识论的和哲学的问题。它不能被纳入传统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体系。主导西方哲学的经验主义倾向使人把经济学看作一门像物理学和生物学那样的实验科学。一门处理价格和工资这种“实际”问题的学科可以有一个与其他处理实际问题的学科不同性质的认识论的观念，超出了时代的理解力。但是在另一方面，只有最顽固的实证主义者才会认识不到在经济学试图提供知识的领域里是不可能做实验的。我们不必在此讨论在20世纪的新实证主义或超实证主义的时代里发展成的事态。今天，整个世界，但是首先是在美国，大批统计学家在学院里忙忙碌碌，投身于人们相信的“经济学研究”。他们收集政府和各种商业单位提供的数据，重新整理、调整和出版，计算均值并绘制图表。他们认为他们这么做就是在“测量”人类的“行为”，而且他们的研究方法与在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研究的实验室里采用的方法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不同。他们带着怜悯和鄙夷看待那些依赖“太多思辨”而不是“实验”的——如他们所说像是"老古董"的植物学家的经济学家。他们完全确信通过他们的不懈努力总有一天会得到最终的和完备的知识，使得未来的计划当局让所有人的完全幸福成为可能。但是，就19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经济学家而言，对人类行为科学的基本原理的曲解还没有走得这么远。他们研究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的尝试当然是完全失败了。然而，回头看来，我们可以说这一挫折是达到对这一问题更令人满意的解答的必要步骤。正是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对道德科学的方法的失败研究不经意地暴露了所有支持对经济学的性质作经验主义解释的论证的无效。当德国人开始研究英国古典经济学的著作时，他们没有丝毫疑虑地接受了经济学理论源于经验的假定。但是这个简单的解释不能让那些不同意必须用古典学说推断出的结论指导政治行动的人感到满意。他们很快提出了问题：英国的作者们从中得出定理的经验和德国作者面临的经验是否不同呢？英国经济学是否由于它只是从英国的而且只是英国的汉诺威·乔治时代的经验材料中提取出来的就有缺陷？到底有没有一种在一切国家、民族和时代都成立的经济学？那些视经济学为实验学科的人如何回答这三个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样一个回答等同于对经济学本身的断然否定。如果历史学派否认经济科学这么一回事可能存在的观点，如果它除了报告在过去的地球上特定地区特定时刻发生的事情之外，小心翼翼地避免作出任何断言，那么它就是前后一致的。对特定事件的后果的预测只有在一种普遍有效而不是只对发生在过去某个国家的事情才有效的理论的基础上才能作出。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们推荐或拒斥——同样以科学的名义——那些必定影响未来事态的各种意见或手段。比如说古典学说涉及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的后果的部分。批评者没有着手在李嘉图的推理中发现一些逻辑错误这项无望的工作。他们只是断言在这些问题中找到“绝对的”解答是不可能的。他们说，在有些历史情势下，自由贸易或者贸易保护带来的后果与那些“扶手椅”作者的“抽象”理论的描述有所不同。为了支持他们的论点，他们援引各种各样的历史先例。通过这样做，他们无忧无虑地拒不考虑总是作为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结果的历史事实并不能证明或反证任何定理。这样，以政府任命的大学教授代表的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经济学，堕落为一种从历史学、地理学、工艺技术、法学和党派政治借来的各种知识片段的零碎的、胡拼乱凑的大杂烩，其间点缀以对古典学派的“抽象物”的谬误的辱骂性言辞。大多数教授都或多或少在其著作和课程中为帝国政府的政策作热烈的宣传：专制保守主义，社会政治学、贸易保护、大规模军备和侵略性的国家主义。把政治入侵经济学研究看做德国特有的现象是不公正的。它在根本上是由经济学理论的认识论解释的谬误引起的，这个缺陷并不限于德国。使19世纪的德国特别是德国的大学不信任英国政治经济学的第二个因素是它对财富的成见以及它与功利主义哲学的关系。当时流行的政治经济学的定义把它描述成研究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科学。这样一门学科在德国教授眼中只能是可鄙的。教授们把自己看作以自我克制精神追求纯粹知识的人，而不像那群卑鄙的捞钱者那样，只在乎世俗的财产。在这群以高等教养自夸的人中，仅仅是提到财富和钱这种低下的事物就是禁忌。经济学教授只有通过指出他们研究的课题不是逐利的商业关注的鄙俗之事，而是历史研究，例如关于勃兰登堡选帝侯和普鲁士王公的崇高功绩，才能在同僚圈子里维持他们的地位。功利主义的问题也同样严重。功利主义哲学在德国的大学里不被容忍。两位杰出的德国功利主义者中，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从未得到任何一个教职，而鲁道夫·冯·耶林（Rudolf von Jhering）是罗马法的教师。两千多年来提出的所有反对快乐论和享乐论的误解又被社会科学的教授们在他们对英国经济学家的批评中重新拾起。如果没有其它的东西使德国学者产生疑问，他们仅仅由于边沁和密尔父子曾对经济学做出过贡献也会诅咒它。2.德国在经济学领域的贫瘠德国的大学是由组成德意志帝国的各个王国和大公国拥有并管理的。教授都是公务员，因此必须严格服从他们的上级——公立教育部门的官僚——发布的命令和规章。当1837年汉诺威国王开除了哥廷根大学的七名抗议国王违背宪法的教授时，这种大学及其教学对政府的至高权力的完全的和无条件的顺从受到了德国的自由主义的公众舆论的挑战——然而这是徒劳的。政府并不在意公众的反应。它们继续解雇那些政治或宗教信念与它们不一致的教授。但是在一段时间以后，为了使教授成为官方政策的忠诚支持者，它们采纳了更为狡猾和灵验的手段。它们在任命教授前小心翼翼地筛选人选。只有可靠的人才会得到职位。这样，学术自由的问题隐退到幕后了。教授们自觉自愿地只讲授政府准许他们讲授的东西。1866年的战争结束了普鲁士的宪法冲突。国王的政党——容克地主的保守党在俾斯麦的领导下——战胜了代表议会政府的普鲁士进步党和西南德国的民主团体。在新的政治背景下，首先是北德意志联邦，以及后来1871年后的德意志帝国，没有给曼彻斯特主义和自由放任的“异端”学说留下空间。K.niggr.tz和色当的胜利者认为他们无须从“小店主民族”的英国人或者战败的法国人那里学习任何东西。1870年战争爆发时，最著名的德国科学家之一Emildu Bois-Reymond夸口说柏林大学是“霍亨佐伦王室的知识保镖。”这对于自然科学而言没有太大意义。但是对人类行为科学来说却有着非常清楚和明确的含义。历史学和政治科学教职的教授们知道统治者向期许他们做什么。他们照单供货。从1882年到1907年，弗里德里希·阿托夫在普鲁士教育部负责大学事务。他以独裁方式管理普鲁士的大学。普鲁士有着数量最多的待遇优厚的教职，因而为雄心勃勃的学者提供了提供了最适宜的土壤，其它德意志邦国，甚至是奥地利和瑞士的教授，都渴望在普鲁士弄到一个职位。这样，阿托夫总是可以使他们事实上接受他的原则和观点。在所有关于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科的事务上，阿托夫完全依赖于他的朋友古斯塔夫·冯·施莫勒(Gustav von Schmoller)。施莫勒对于分辨绵羊和山羊有着准确无误的鉴别力。在19世纪的第二个、第三个二十五年里，一些德国教授对经济学理论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没错，这一时期最卓越的贡献是屠能和戈森作出的，他们都不是教授而是无教职的人。然而，Hermann,Mangoldt,和Knies教授的著作将被经济学思想的史册铭记。但是，在1866年以后，进入学术界的人对“无血肉的抽象物”只有蔑视。他们发表的历史研究宁可探讨不久前的劳工状况。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坚信经济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在他们对“剥削者”发动的解放战斗中帮助“人民”，以及王朝——特别是霍亨佐伦王朝就是神赐的人民领袖。古斯塔夫·冯·施穆（Gustav von Schmoller，1838～1917）：德国新历史学派创世人，代表作有《论法律和国民经济的基本问题》、《国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3.方法论争论门格尔在《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反对历史学派的著述中隐含的认识论观点。施莫勒针对这本书发表了一篇颇为轻蔑的评论。门格尔在1884年以一本小册子《德国国民经济学中的历史学派的错误》作出回应。这场争论引起的各种著作以方法论争论之名为人所知。方法论争论对于澄清相关问题的贡献很小。门格尔受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经验主义影响太深，以至于未能把他本人的观点贯彻到底，得出全部的逻辑推论。施莫勒和他的弟子则致力于为一个站不住脚的立场辩护，甚至没有认识到争论的问题是什么。方法论争论这个术语当然是令人误解的。因为争论焦点不是发现对通常被认为是经济学问题的那些问题进行研究的最适当的方法。争论的本质是，除了历史学之外，对人类行为的研究是否还存在一种科学。首先是激进的物质决定论，这是一种在当时的德国几乎被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普遍接受的哲学，尽管它从未被明确和清晰地表述过。在这些人看来，人类的观念、意志和行动都是物理和化学事件的产物，自然科学总有一天会像今天描述化合物如何由不同元素结合形成一样描述它们。他们主张在物理学和生物学实验室的实验法是能够通向这一最终的科学成就的唯一道路。施莫勒和他的信徒激烈反对这种哲学，并不是因为他们了解其缺陷，而是因为它和普鲁士政府的宗教信条抵触。他们实际上偏爱的是一种与孔德的实证主义相差无几的哲学。（当然，他们因为它的无神论和法国起源在公开场合诋毁它。）实际上，经过巧妙解释的实证主义必然导致唯物决定论。但是大多数孔德的信徒在这方面都不够坦率。他们的讨论并不总是排除这样的结论：社会物理学（社会学）的定律——在他们看来发现这些定律是科学的最高目标——可以通过他们所称的研究历史学家以传统方法积累起来的材料这种更为“科学的”方法发现。这就是施莫勒在经济学方面所持的立场。他再三指责经济学家根据数据不够充分的材料过早作出推断。在他看来，为了用一种现实的经济科学取代英国“扶手椅”经济学家的匆忙概括，需要更多的统计数字、更多的历史和更多的“材料”搜集。他说，有了这些调查结果之后，未来的经济学家有一天会通过归纳法获得新的洞见。施莫勒的头脑太混乱了，他甚至看不到他自己的认识论与反驳实证主义对历史的抨击是不相容的。他没有意识到他的观点与那些推翻了实证主义关于历史的用处和研究的想法的德国哲学家——首先是Dilthey，后来是温德尔班、Rickert和马克斯·韦伯——的观点之间的鸿沟。在他责难门格尔的《原理》的同一篇文章中，他也评论了Dilthey的第一本重要著作《精神科学概论》。但是他没有领会到Dilthey的学说的要旨就是否定他本人的认识论的基本论点，即一些社会发展规律可以从历史经验中提炼出来。4.方法论争论的政治面相英国的自由贸易哲学在19世纪的西欧和中欧取得了胜利。它扫除了在18世纪主导着德意志公国的政策的岌岌可危的集权主义福利国家的意识形态。甚至普鲁士也一度转向了自由主义。它在自由贸易时期的顶峰是1865年的关税联盟的关税率和1869年的北德意志联盟（后来的德意志帝国）的贸易法典。但是很快俾斯麦政府开始实行其“社会政策”，即包括劳动法、社会保险、亲工会态度、累进税、保护性关税、同业垄断和倾销的干预主义政策的体制。如果一个人试图反驳经济学对所有这些干预主义方案的适当性作出的摧毁性批判，他就不得不否认经济科学以及人类行为学的存在本身——更不必说它们的认识论主张。这正是所有的独裁专制、全权政府和“福利”政策的鼓吹者们一直做的。它们指责经济学“抽象”并主张一种研究相关问题的“直观”方式。他们强调这个领域的问题过于复杂，无法用公式和定理描述。他们断言各个民族和种族之间如此不同，以至于他们的行为不能用统一的理论来理解；有多少国家和种族，就需要多少种经济学理论。其它人补充说，即便在同一个国家和种族之内，经济行为在各个历史时期也是不同的。人们提出这些以及类似的——经常互相矛盾的——反对意见以使经济学名誉败坏。实际上，经济学从德意志帝国的大学里完全消失了。在伯恩大学还剩下一位古典经济学的孤独追随者海因里希Heinrich Dietzel，然而，他从未理解主观价值论意味着什么。在所有其它的大学，教师们都迫不及待地嘲笑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柏林、慕尼黑和帝国的其他大学用以取代经济学的材料是不值得研究的。今天没有人在意古斯塔夫·冯·施莫勒、阿道夫·瓦格纳以及研究他们的众多专家在浩瀚的著作和杂志中写下的一切。历史学派的工作的政治意义体现在这个事实中：它使德国视一些观念为可靠的，而对这些观念的接受使得所有那些导致大毁坏的灾难性政策在德国人中深入人心。导致了两次战争和失败的侵略性的帝国主义、20年代早期不受约束的通货膨胀、政府控制的经济和纳粹政权的所有恐怖都是按照历史学派的鼓吹者的教导行动的政客的成就。施莫勒和他的朋友以及信徒鼓吹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即一种最高管理权在容克贵族手中的社会主义制度——计划体制。俾斯麦和他的继任者追求的正是这种牌号的社会主义。他们在一小群生意人那里遇到的胆怯反对是微不足道的，主要原因倒不是这些反对者人数不多，而是因为他们的努力缺少意识形态的支持。德国已经不再有自由主义思想家了。对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唯一抵抗来自社会民主党人的马克思主义派。与施莫勒社会主义者——讲坛社会主义者——一样，马克思主义者鼓吹社会主义。这两群人的唯一区别是选择由谁掌管最高计划委员会：容克地主、教授、霍亨佐伦王朝的普鲁士官僚，还是社会民主党及其附属工会的官员。这样施莫勒学派在德国需要斗争的唯一的认真对手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这场斗争中，后者很快占据了上风。因为他们至少有一套学说，不管有多少错误和矛盾，而历史学派的教义不如说是否定任何理论。在寻求些许理论支持的过程中，施莫勒学派逐步开始借用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储备。最后，施莫勒本人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阶级斗争和思想受到思想者的阶级出身的“意识形态”浸染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他的一个朋友和教授同事威廉Wilhelm Lexis发展出一种恩格斯称为对马克思的剥削论做了改头换面的利息理论。资产阶级这个修饰词在德语中取得了一种可耻的含义，这正是社会政治学的鼓吹者们的著述的后果。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败粉碎了德国君主、贵族和官僚的声望。历史学派和社会政治学的专家们转而忠心支持各种分裂的派别，其中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人最终脱颖而出。从历史学派的工作一直到纳粹主义这条直线，无法通过大体描述该学派创立者之一的演变看出来。因为方法论争论时代的主角们在1918年的战败和希特勒兴起前都已去世。但是该学派第二代的一位杰出人物的人生却足以说明德国大学经济学从俾斯麦到希特勒这一时期的所有阶段。维纳·宋巴特是迄今施莫勒的学生中最有天份的。当他的导师在方法论争论最激烈时把评论和攻击维塞尔的著作《自然价值》的任务交给他的时候，他才25岁。这位忠诚的门徒指责这本书是“完全靠不住的”。二十年后宋巴特吹嘘他把人生的很大一部分献身于捍卫马克思。当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爆发时，宋巴特出版了一本书《小贩和英雄》。在这本书中，他以粗野下流的语言反对英国或盎格鲁—萨克逊的一切，但是最主要是英国的哲学和经济学，视其为卑劣的经纪人心态的表现。战后，宋巴特修订了他论述社会主义的著作。在战前这本书已经出过九个版本。战前的版本赞美马克思主义，第十版却狂热地攻击它，特别是因为它的“无产阶级”特色以及缺乏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数年以后，宋巴特试图通过一本充满了对那些他无法理解其思想的经济学家的谩骂的书复活方法论争论。然后，当纳粹上台时，他写了一本论述德国社会主义的书，圆满结束了他的学术生涯。这本书的指导思想就是元首是从上帝——宇宙的最高元首——那里得到了指示，而且元首的话就是永恒的启示。从施莫勒为霍亨佐伦王朝的选帝侯和国王赞颂到宋巴特为阿道夫·希特勒封圣，这就是德国学院经济学的进展。5.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自由主义柏拉图梦想着仁慈的君主赋予明智的哲学家权力以建立完美的社会制度。启蒙运动没有把希望寄托在多少是偶然出现的意图良好的统治者和深谋远虑的圣贤上。它对人类未来的乐观主义建立在对人的良善和理性的双重信念之上。在过去，少数恶棍——邪恶的国王、渎神的教士、腐败的贵族——能够作恶。而现在——根据启蒙主义的学说——因为人认识到了他的理性的力量，不必害怕倒退到过去时代的黑暗和缺陷了。每一代人都会在前辈成就的美事上添砖加瓦。因此人类处于朝向更令人满意的状况不断前进的前夜。稳步前进是人类的天性。为所谓美妙的黄金时代失去的极乐而抱怨毫无意义。社会的理想状态在我们的前面，而不是后面。大多数主张代议制政府和普选权的19世纪的自由主义的、进步派和民主派的政治家是被普通人的理性没有谬误的坚定信念指引的。在他们看来，多数人不会犯错。从人民中产生而且为投票人赞成的想法必然有利于大众利益。一小群自由主义哲学家提出的支持代议制政府的论据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并不隐含着所谓的多数人从不出错的推论，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休谟曾指出政府总是建立在意见之上。从长远看，多数人的意见总会胜出。得不到多数人意见支持的政府一定迟早会失去权力，如果它不放弃权力，它就会被多数人暴力推翻。人民有着让那些准备根据多数人认为适当的原则统治的人掌舵的最终权力。从长远看，不会有不受欢迎的政府维持着一种被多数人谴责为不公正的制度这种事情。代议制政府的基本原理并不是多数人像上帝一样永不出错。它是希望用和平手段带来对政治制度的最终的不可避免的调整，并且使掌控政治机制的人服从多数人的思想意识。如果人们厌恶的政府能够在下次选举中被平稳地逐下台，革命和内战的恐怖就可以避免。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坚定地主张，保证人类的物质福利稳定地持续改善的唯一经济制度是市场经济，它只能在不受干扰的和平的环境下才能运转。他们主张人民选举的代表组成的政府，是因为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只有这种制度才能持久地维持国内和国际事务的和平。这些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与盲目崇拜大多数的自封的激进派的区别是，他们没有把对人类未来的乐观主义建立在大多数人不会出错的神秘信念上，而是建立在严密的逻辑论证的力量不可抗拒的信念上。他们不是没有看到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既笨又懒，无法跟上和理解长长的推理。但是他们希望这些群众——正是因为他们的愚笨和懒惰——只能赞同知识分子带给他们的观念。从有教养的少数人的健全判断力和他们说服多数人的能力出发，19世纪的自由主义运动期待人类事务的稳步改进。在这方面，卡尔·门格尔和他的两位最早的追随者维塞尔和庞巴维克完全一致。哈耶克教授在门格尔未发表的文章中发现了这样一条笔记：“揭露一种推理模式的荒谬的最好方法就是让推理进行到底。”他们三个人都喜欢引用斯宾诺莎在《伦理学》第一卷中的一条论证，这条论证以一句著名的箴言结束：“正如日为夜作出界说，真理也为谬误作出界说。”他们平静地看待历史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的热烈宣传。他们完全相信这些派系的逻辑上不能成立的意见最终会因其荒谬被所有理智的人拒绝，而众多的普通人必然追随知识分子的引导。这种论辩方式的智慧可以从它避免用常见的以所谓的心理学反对逻辑推理的做法看出来。的确，推理中的错误经常是因为个人偏好错误的结论而不是正确的结论的倾向性引起的。甚至有很多人的情感使他们干脆无法进行合理的思考。然而这些事实的成立与上一代以“知识社会学”的名义教导的学说还有很大距离。只要思想者个人面对其前辈的成就和错误，并且在肯定或者否定他们时进入与他们的虚拟讨论，人类的思考和推理、人类的科学和技术就是社会过程的产物。思想史有可能通过分析思想者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使他的过失和成就变得可以理解。在这个意义上才可以谈论所谓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和一种出身背景的精神。但是如果一个人试图通过考察思想者的环境解释一种观念的出现——更不必说其正确性，那将是循环论证。观念总是来自个人的头脑，历史只能说明它们是在特定时间的特定个人那里产生的。一个人的错误思想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奥地利政府一次就一位战败的将军的情形所说的——没有人应对他不是天才负责。心理学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一个人的思考失败了。但是这类解释不能把错的变成对的。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无条件地反对隐含在普鲁士历史学派的学说中的逻辑相对主义。与施莫勒及其追随者的说法针锋相对，他们主张存在一系列适用于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民族和种族特性、任何宗教、哲学和伦理观念的所有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定理。这三位奥地利经济学家通过维持反对历史学派的空洞批评的经济学事业作出的贡献之伟大是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的。关于人类的未来演化，他们没有从他们的认识论信念中推论出丝毫的乐观。无论对正确的逻辑思考说什么好话，都不能证明未来的人们将会在思想的努力和成就上胜过其先辈。历史一再显示紧随着惊人精神成就的时期之后是衰落和倒退的时期。我们不知道下一代是否会产生有能力让使得前几个世纪如此辉煌的天才的行列延续下去的人。我们对于使一个人能够在知识进步的行军中向前迈出一步的生物条件一无所知。我们不能排除人类进一步的思想上升可能有极限的假定。而且我们当然无法知道在这一上升过程中有没有这样一个极限——超出这个极限之外思想的领袖们就不再能够使大众信服和追随。奥地利经济学家们从这些前提中得出的推论是，尽管先驱人物有义务竭其所能，然而他们却没有职责宣传其思想，更没有义务用成问题的方式使得他们的思想合乎人们的口味。他们不关心他们的著作的传播。门格尔没有为他著名的《原理》出版第二版，尽管这本书早已脱销，二手的复印本高价出售，而且出版商再三催促他同意再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主要和唯一关心的是为经济学的进步做出贡献。他们从未试图用他们的著作和文章的说服力之外的其他手段赢得任何人的支持。他们对德语国家的大学——甚至许多奥地利的大学——对经济学本身尤其是对新的主观主义的经济学说的敌视漠然置之。柏拉图梦想着仁慈的君主赋予明智的哲学家权力以建立完美的社会制度。启蒙运动没有把希望寄托在多少是偶然出现的意图良好的统治者和深谋远虑的圣贤上。它对人类未来的乐观主义建立在对人的良善和理性的双重信念之上。在过去，少数恶棍——邪恶的国王、渎神的教士、腐败的贵族——能够作恶。而现在——根据启蒙主义的学说——因为人认识到了他的理性的力量，不必害怕倒退到过去时代的黑暗和缺陷了。每一代人都会在前辈成就的美事上添砖加瓦。因此人类处于朝向更令人满意的状况不断前进的前夜。稳步前进是人类的天性。为所谓美妙的黄金时代失去的极乐而抱怨毫无意义。社会的理想状态在我们的前面，而不是后面。大多数主张代议制政府和普选权的19世纪的自由主义的、进步派和民主派的政治家是被普通人的理性没有谬误的坚定信念指引的。在他们看来，多数人不会犯错。从人民中产生而且为投票人赞成的想法必然有利于大众利益。一小群自由主义哲学家提出的支持代议制政府的论据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并不隐含着所谓的多数人从不出错的推论，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休谟曾指出政府总是建立在意见之上。从长远看，多数人的意见总会胜出。得不到多数人意见支持的政府一定迟早会失去权力，如果它不放弃权力，它就会被多数人暴力推翻。人民有着让那些准备根据多数人认为适当的原则统治的人掌舵的最终权力。从长远看，不会有不受欢迎的政府维持着一种被多数人谴责为不公正的制度这种事情。代议制政府的基本原理并不是多数人像上帝一样永不出错。它是希望用和平手段带来对政治制度的最终的不可避免的调整，并且使掌控政治机制的人服从多数人的思想意识。如果人们厌恶的政府能够在下次选举中被平稳地逐下台，革命和内战的恐怖就可以避免。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坚定地主张，保证人类的物质福利稳定地持续改善的唯一经济制度是市场经济，它只能在不受干扰的和平的环境下才能运转。他们主张人民选举的代表组成的政府，是因为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只有这种制度才能持久地维持国内和国际事务的和平。这些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与盲目崇拜大多数的自封的激进派的区别是，他们没有把对人类未来的乐观主义建立在大多数人不会出错的神秘信念上，而是建立在严密的逻辑论证的力量不可抗拒的信念上。他们不是没有看到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既笨又懒，无法跟上和理解长长的推理。但是他们希望这些群众——正是因为他们的愚笨和懒惰——只能赞同知识分子带给他们的观念。从有教养的少数人的健全判断力和他们说服多数人的能力出发，19世纪的自由主义运动期待人类事务的稳步改进。在这方面，卡尔·门格尔和他的两位最早的追随者维塞尔和庞巴维克完全一致。哈耶克教授在门格尔未发表的文章中发现了这样一条笔记：“揭露一种推理模式的荒谬的最好方法就是让推理进行到底。”他们三个人都喜欢引用斯宾诺莎在《伦理学》第一卷中的一条论证，这条论证以一句著名的箴言结束：“正如日为夜作出界说，真理也为谬误作出界说。”他们平静地看待历史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的热烈宣传。他们完全相信这些派系的逻辑上不能成立的意见最终会因其荒谬被所有理智的人拒绝，而众多的普通人必然追随知识分子的引导。这种论辩方式的智慧可以从它避免用常见的以所谓的心理学反对逻辑推理的做法看出来。的确，推理中的错误经常是因为个人偏好错误的结论而不是正确的结论的倾向性引起的。甚至有很多人的情感使他们干脆无法进行合理的思考。然而这些事实的成立与上一代以“知识社会学”的名义教导的学说还有很大距离。只要思想者个人面对其前辈的成就和错误，并且在肯定或者否定他们时进入与他们的虚拟讨论，人类的思考和推理、人类的科学和技术就是社会过程的产物。思想史有可能通过分析思想者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使他的过失和成就变得可以理解。在这个意义上才可以谈论所谓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和一种出身背景的精神。但是如果一个人试图通过考察思想者的环境解释一种观念的出现——更不必说其正确性，那将是循环论证。观念总是来自个人的头脑，历史只能说明它们是在特定时间的特定个人那里产生的。一个人的错误思想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奥地利政府一次就一位战败的将军的情形所说的——没有人应对他不是天才负责。心理学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一个人的思考失败了。但是这类解释不能把错的变成对的。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无条件地反对隐含在普鲁士历史学派的学说中的逻辑相对主义。与施莫勒及其追随者的说法针锋相对，他们主张存在一系列适用于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民族和种族特性、任何宗教、哲学和伦理观念的所有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定理。这三位奥地利经济学家通过维持反对历史学派的空洞批评的经济学事业作出的贡献之伟大是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的。关于人类的未来演化，他们没有从他们的认识论信念中推论出丝毫的乐观。无论对正确的逻辑思考说什么好话，都不能证明未来的人们将会在思想的努力和成就上胜过其先辈。历史一再显示紧随着惊人精神成就的时期之后是衰落和倒退的时期。我们不知道下一代是否会产生有能力让使得前几个世纪如此辉煌的天才的行列延续下去的人。我们对于使一个人能够在知识进步的行军中向前迈出一步的生物条件一无所知。我们不能排除人类进一步的思想上升可能有极限的假定。而且我们当然无法知道在这一上升过程中有没有这样一个极限——超出这个极限之外思想的领袖们就不再能够使大众信服和追随。奥地利经济学家们从这些前提中得出的推论是，尽管先驱人物有义务竭其所能，然而他们却没有职责宣传其思想，更没有义务用成问题的方式使得他们的思想合乎人们的口味。他们不关心他们的著作的传播。门格尔没有为他著名的《原理》出版第二版，尽管这本书早已脱销，二手的复印本高价出售，而且出版商再三催促他同意再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主要和唯一关心的是为经济学的进步做出贡献。他们从未试图用他们的著作和文章的说服力之外的其他手段赢得任何人的支持。他们对德语国家的大学——甚至许多奥地利的大学——对经济学本身尤其是对新的主观主义的经济学说的敌视漠然置之。三、奥地利学派在经济学演化中的位置1.“奥地利学派”和奥地利当德国教授给门格尔和他的两位早期追随者和继承者贴上“奥地利派”的绰号时，他们带有轻蔑的含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有资格称为“奥地利派”的事物在被赫伯特·斯宾塞嘲笑地称作“绝对精神的总部”的柏林总是有这种含义。但是这个有意的污蔑适得其反。很快“奥地利学派”这个名称就闻名于世了。当然，给一种思想贴上国名标签的做法必然是令人误解的。只有少数几个奥地利人——以及少数几个非奥地利人——懂得一点经济学，至于不论按照多么宽泛的标准能被称为经济学家的奥地利人就更少了。另一方面，沿着“奥地利派”开创的道路前进的外国经济学家的人数在稳步增长。起初，这些英国人、美国人和其它非奥地利的经济学家的努力在他们本国遭到了敌对，他们被其对手嘲讽为“奥地利派”。但是若干年以后，奥地利学派的所有基本思想差不多都被接受为经济学理论的必要组成部分。大约从门格尔逝世（1921年）起，人们就不再区分奥地利学派和其它经济学了。“奥地利学派”的称呼成了经济思想史中一个重要章节的名字；它不再是一个具有不同于其它经济学家的学说的特定派别的名称了。当然，有一个例外。笔者最早在《货币与信贷理论》中提出、最后在专著《人的行为》中以商业周期的货币或信贷流通理论为名表述的对商业周期的原因和过程作出解释的理论，被一些著述者称为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像所有这类国名标签一样，这也是引发异议的。信贷流通理论是英国货币学派首次提出并为后来的经济学家包括瑞典人努特·维克赛尔（Knut Wicksell）作出若干补充的思想的延续、扩展和一般化。由于一直以来提到“奥地利学派”不可避免地提到国名，也许应该补充几句交代一下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归属的语言群体。门格尔、庞巴维克和维塞尔是说德语的奥地利人；他们说德语，用德语写作。他们最杰出的学生Johann von Komorzynski, Hans Mayer, Robert Meyer, Richard Schiffler, Richard von Strigl,以及Robert Zuckerkandl同样如此。在这个意义上说，“奥地利学派”是德语哲学和科学的成就。但是门格尔、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的学生中也有一些不是说德语的奥地利人。其中捷克人Franz Cuhel和Karel Englis这两个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著有《人的行为》、《货币与信贷理论》等。是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的重要奠基人之一。2.方法论争论的历史意义 　19世纪最后25年里德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状况导致了两个学派的思想冲突，并由此产生了方法论争论和“奥地利学派”的名称。但是这场争论中表现出的对立却不限于特定的时代或国家。它是永恒的。人性的天性决定了，在任何社会中劳动分工及其必然结果——市场交换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每个人的生存都不可避免地依赖于其它人的活动。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得到他的同胞的服务，同时他也反过来为他们服务。服务是自愿提供的：为了使别人为我做些事，我必须为他做一些他不愿意做的事。整个体系就建立在服务交换的这种自愿性上。严酷的自然条件使人不能沉湎于无忧无虑地享受自己的生活。但是，他加入市场经济的共同体之中是自发的，这是由于他明白没有更好的——或者是——没有其它生存方法供他选择的结果。 　　然而，这种自发性的意义和涵义只被经济学家理解。所有不熟悉经济学的人，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应该通过强制力强迫其他人做他们原本不愿意做的事情。至于在这种努力中所采取的身体强制的机构是政府的警察力量还是其暴力为政府默许的非法的“纠察”力量是无所谓的。关键是强制取代了自愿行动。 　　由于可以说是偶然的特定的政治状况的重叠，在现代，对和平合作的哲学的拒斥首先由普鲁士国的臣民发展成一套综合的学说。三次俾斯麦发动的战争的胜利毒害了德国学者，他们多数是政府公务员。一些人认为，那些其军队在1866和1870年的战争中被击败的国家接受施莫勒学派的思想最慢这一事实是很说明问题的。当然，在奥地利经济学理论的兴起与哈布斯堡王朝的战败、无能和挫折之间寻找任何联系是荒唐的。但是，法国的国立大学比其它国家的大学免受历史主义和社会政治之害的时间更长这一事实无疑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学说的普鲁士标签。但是，这个延迟没有太多的实际重要性。像所有其它国家一样，法国也变成了干预主义和排斥经济学的大本营。对赞美政府干预即武装警察行动的思想的哲学上的圆满总结是由尼采和乔治·索雷尔完成的。他们创造出了引导布尔什维克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屠夫的大部分口号。赞颂屠杀之乐的知识分子、鼓吹审查制度的作家、根据战场上的成就而不是贡献的大小评判思想家和作家功绩的哲学家，是我们这个冲突不断的时代的精神领袖。那些将其本国的政治独立和宪法的起源都归因于某些“既得利益者”的聪明伎俩并且向俄国的苏维埃乐园投出憧憬目光的美国作家和教授是怎样的一种奇观啊！ 　　19世纪的伟大在于古典经济学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导哲学这一事实。这些思想把传统的等级社会转变为自由民的国家，把王权的专制统治转变为代议制政府，最重要的是，把旧制度下大众的贫困转变成资本主义的自由放任下大多数人的富足。今天，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反动正在削弱西方的文明和富裕的基础。也许那些断言阻止野蛮和毁灭的最终胜利已经为时太晚的人说对了。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确凿无疑的。社会，即人们在劳动分工原则下的和平合作，只有在它采取那些经济学分析表明适合于达到最终目的的政策时才能存在和运作。我们时代的最严重的错觉就是对那些万能灵药的盲目信任——经济学家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它们都是与目的相抵触的。政府、政党、压力集团以及教育界的官员们认为他们能够通过抵制和压制独立的经济学家而避免不适宜的政策的不可避免的后果。但是真理是不可战胜的，即使不再有人把它说出来。作者：米塞斯转自：经济学原理发布于 2020-01-02 19:07奥地利经济学派芝加哥经济学派经济学派​赞同 40​​3 条评论​分享​喜欢​收藏​申请

北大光华院长—张维迎：我是如何认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 - 知乎

北大光华院长—张维迎：我是如何认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 - 知乎首发于经济学切换模式写文章登录/注册北大光华院长—张维迎：我是如何认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薛定谔的鲨​天街踏尽公卿骨，辕门遍挂权宦颅张维迎：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创始人、教授、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我必须坦陈，直到知天命的年龄之前，我一直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虽然在读研究生期间，我也读过上世纪30年代有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大论战的文献，知道米塞斯和哈耶克是计划经济的坚定反对者，但总的来说，我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知之甚少，更谈不上系统了解。　　大学期间，我学的是政治经济学专业，经过四年的学习，我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体系和基本理论已融会贯通，按照当时的标准，应该属于一位优秀的毕业生。1982年2月在西安举办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我有幸认识了茅于轼先生和杨小凯先生，茅于轼先生的“择优分配原理”让我耳目一新，小凯的分工理论也令我大开眼界。与他们相识成为我学术生涯的一个转折点。所以，一进入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我就决定系统学习“西方经济学”，尽管我的研究生专业仍然是政治经济学。当时被称为“西方经济学”的东西，也就是现在称之为“主流经济学”，其实就是西方学术界讲的“新古典经济学”。　　当时中国有些大学经济系设有“西方经济学专业”，实际上是把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学术流派进行研究，它们的毕业生知识面很宽，说起学术门派头头是道，甚至能讲出一些有名的西方经济学家的逸闻趣事，但经济学基础知识不扎实。我曾遇到过一些名牌大学毕业的西方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出国后甚至听不懂西方大学的微观经济学课程。我从一开始就把“西方经济学”当作真正的经济科学，当作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的工具，而不是研究对象，更不是批判的靶子。这使得我在学习中总是试图掌握它的分析方法和逻辑体系，而不是寻找它的内在矛盾和谬误。新古典经济学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数学化的理论体系，为了真正掌握这个理论体系，我又专门选修了数学系的几门课程（包括微积分、概率论和线性代数），参加了数学系几位教员组织的“运筹学和线性规划研讨班”。由于我所在的学校没有主流经济学科班出身的老师教我，我就组织了一个六人读书班，成员包括经济学系研究生和青年教员，还有一位数学系的高年级学生（后来考上了经济学研究生）。我自己一边自学，一边自告奋勇给读书班的其他成员授课。为了当一个合格的“老师”，我必须对教科书上的每一个公式、每一条曲线、每一个定理进行严格的数学推导，这让我受益匪浅，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学习的最好方式是当老师。到1984年底拿到硕士学位的时候，主流经济学已成为我知识库的学术基因。　　主流经济学有不同学派，芝加哥学派可以说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典范，也是我的最爱，弥尔顿·弗里德曼对自由价格制度的优点和市场干预缺点的分析非常令我折服，我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一系列文章充满了强烈的芝加哥精神。弗里德曼对我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致我后来工作单位（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一位同事给我起了一个“维迎德曼”的绰号！当然，我知道我的新古典观点他是不赞同的，我们之间经常发生争论。　　1987年10月，我被工作单位派去牛津大学进修，1990年10月我又回到牛津大学读博士学位，到1994年8月回国工作，我在牛津总共学习了五年。通过五年的牛津训练，我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基础变得更加扎实，我对主流经济学的最新发展（特别是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也有了更多了解。因为几乎所有我学到的经济学的新理论都是在新古典范式上发展出来的，新的经济学理论不仅没有使我对新古典理论体系产生怀疑，反倒强化了我研究工作中的新古典风格。这一点可以从我的博士论文和之后发表的文章看出来。当你可以用一个严谨的数学模型分析企业内部制度安排甚至权力斗争时，那是一件多么令人惬意的事！　　我一直是新古典体系的坚定捍卫者！我当然知道学术界不时对新古典经济学有批评的声音，但长期以来，同许多新古典经济学的信奉者一样，我一直认为批评者都是些不懂新古典经济学的外行，不值得一驳，新古典的基石是牢不可破的！离开了这块基石，市场经济就没有了理论基础！现在看来，这是一种致命的自负！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新古典经济学也可以为计划经济提供理论依据，兰格的计划经济理论就是典型的新古典理论。　　但回过头来看，可能是天性中对真知的执着，尽管我对新古典经济学体系深信不疑，冥冥之中我也一直感到它像一件裁剪得过紧的衣服，让人难以自由地伸手迈脚。我一直以为自己在沿着新古典经济学规划的道路前行，事实上，我还是不时地偏离了它的路径。但直到2008年夏天之前，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2008年7月中旬，罗纳德·科斯教授在芝加哥大学组织了一次“中国经济转型研讨会”，我应邀参加，提交一篇题目为“产权变革、企业家兴起与中国经济发展”的论文。如标题所示，这篇论文分析了过去30年企业家在中国是如何出现的，又是如何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科斯研究所所长李·本哈姆(LeeBenham)是我论文的评论人，他评论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是一篇非常奥地利学派的文章。”(ThispaperisveryAustri-an.)他的话让我恍然大悟！啊，原来，我更是一个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而不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　　李·本哈姆的这句话让我开始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刚好这段时间我正在读马克·史库森写的《朋友还是对手：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之争》（中译本），这本书使我意识到，尽管我一直以为自己信奉的是芝加哥学派的新古典经济学，但事实上，我的思想更接近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我对市场的信念有着米塞斯和哈耶克那样的彻底性，而不像弗里德曼和斯蒂格勒那样不时有所保留（芝加哥学派经常把政府干预从后门引进来）！当然，与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经济学相比，芝加哥学派和奥地利学派更像朋友，这可能是在对奥地利学派知之甚少的情况下，我长时间把自己往芝加哥学派靠的原因。　　1984年读研究生期间，我曾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提出了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思路，另一篇论述了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回头来看，这两篇文章都可以看作是米塞斯-哈耶克理论的应用。正是因为认识到，由于信息不完全和知识的分散性（这是米塞斯和哈耶克在上世纪30年代有关计划经济的大争论中核心观点），价格的合理化只能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现实的自由价格只能趋向均衡而不可能达到均衡，我才提出价格改革的关键是转换价格形成机制，而不是改变价格水平的观点，并由此提出通过“双轨制”逐步放开价格的政策建议。如果严格遵循芝加哥学派的新古典价格理论，价格合理化就可以或者一步调整到位，或者一次放开到位。同样，正是因为认识到企业家在市场运行和经济增长中的主导性作用，我才发出了“时代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呼吁，并三十年如一日地把企业家精神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领域。企业家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占据中心地位，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是没有地位的。　　芝加哥的会议之后，我从米塞斯研究所网站上购买了多本奥地利学派的著作，也买了书店里能见的所有中译本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著作。我如饥似渴地读这些书，既悔恨自己没有能早点发掘奥地利学派的知识宝藏，又庆幸自己很早就无意识地偏离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路径。如果我当初没有偏离新古典理论，也许就根本没有可能保持我的观点的前后一致性。但无论如何，对一个把经济学作为毕生志向并坚信市场的人来说，对如此重要的一个学派的忽略是不可原谅的，何况它是最好的市场理论！　　正当我集中精力阅读米塞斯、哈耶克等人的著作的时候，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了。这次全球金融危机被认为是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危机爆发后，流行的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把它归罪于经济自由化，西方市场派主流经济学家保持沉默，凯恩斯主义干预政策卷土重来，各种各样的救市政策不断出台。但我读到的一篇文章中谈到，米塞斯和哈耶克是唯一预测到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两位经济学家。《经济学人》杂志也曾报道，国际清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威廉姆·怀特早在2006年就预测一场大的金融危机即将爆发，怀特是一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当我认真读完哈耶克的《价格与生产》（这本书确实很难读）之后，我就理解了为什么预测到两次大危机的都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我认识到，由米塞斯最初提出、哈耶克发展的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对经济危机的解释最有说服力。简单地说，经济和金融危机不是市场的失败，而是政府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必然恶果。扩张性货币政策使得利率低于正常水平，误导了企业家决策，使得企业家过度投资，消费者过度消费，人为地扭曲了生产结构，导致股票市场和房地产的泡沫，但由于这种扩张性政策不可持续，最后一定出现危机。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短期内也许能缓解危机，但长期看会导致更大的危机。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2009年初，我发表了“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的演讲，对四万亿的刺激政策提出了批评。当然，尽管之后发生的事情证明我的批评是对的，但当时认同者寥寥，因为了解米塞斯-哈耶克商业周期理论的人凤毛麟角。哈耶克因为其创造性的商业周期理论荣获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很少有主流经济学家熟悉他的商业周期理论，这确实令人惊讶！　　从2009年起，我开始对主流经济学进行系统反思。2010年之后，我曾在几个场合发表了“反思经济学”和“经济学的转型”的演讲。我的基本观点是，至目前为止，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最好的市场理论，因为它研究的是真实的市场，它从现实的人的行为出发理解市场如何运行，它把市场理解为一个不断发现信息和利用信息的过程，它把企业家精神放在中心地位，它把经济增长理解为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它能正确地预测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会事与愿违，它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统一起来，能对经济危机提出逻辑自洽又与事实相符的解释。相比之下，新古典经济学不是一个好的市场理论，因为它研究的是经济学家脑子里想象的市场，不是真实的市场；它把市场理解为一种状态，而不是一个发现和竞争的过程；它虽然假定了人的自利（这是真实的），但没有关注人的无知和理念的重要性；它忽略企业家精神，不能告诉我们经济增长的真实原因；它把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割裂开来，不能解释经济危机，但又想开出解决危机的药方；它号称已经严格证明了完全竞争市场是帕累托有效的，实际上是为政府无限制地干预市场提供了理论依据，因为自由竞争的市场不可能是“完全竞争”。新古典经济学把“完全竞争”当作市场经济的理想模式，衡量市场效率的标杆。根据定义，所谓的“完全竞争”，是指无穷多个小企业以相同的技术生产完全相同的产品，以相同的价格出售。任何了解现实市场运行的人都知道，这样定义的“完全竞争”实际上是没有竞争，更谈不上是一个社会应该追求的理想市场，因为它与创新和技术进步不相容！试图将现实世界塑造成“完全竞争市场”的干预政策只能带来一系列的灾难。这就类似，如果你把猴子当成理想的美人，所有男女都得接受痛苦的整容手术才能变成“美人”。遗憾的是，米塞斯和哈耶克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批评丝毫没有撼动主流经济学家对“完全竞争”范式的信念。　　2016年下半年，我和林毅夫教授就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展开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新古典经济学是多么容易使人误入歧途。我们两人有关产业政策的分歧，其实是有关市场理论的两个不同范式的分歧。林毅夫信奉的是“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我信奉的是“米塞斯-哈耶克范式”。林毅夫的所有论点都是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失灵理论为基础的。但所谓的“市场失灵”，其实是新古典经济学市场理论的失灵，不是真实市场的失灵。为了证明市场的有效性，新古典经济学做出一些非常强但不现实的假设（包括完全竞争、完全信息和经济活动没有外部性）。一个很自然的逻辑推论是，因为这些假设在现实中不满足，就必然出现所谓的“市场失灵”。事实上，市场的有效运行根本不依赖于新古典经济学的那些假设。　　按照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范式，市场的有效性只依赖于如下假设：（1）人不仅是自利的，也是无知的；（2）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并且只有个体有能力做决策；（3）个人平等的权利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竞争是自由的。这三条假设中，前两条是很现实的，是谁都无法否认的公理，它们一起，意味着在选择产业和技术方面，政府不可能比竞争性的企业家做得更好。第三条是否现实，依赖于政府的所作所为，而产业政策恰恰使得这一条难以实现。如果第三条也能实现，竞争性的企业家精神就会不断创造出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产业。市场失灵是政府干预（包括产业政策）的结果，不构成政府干预的原因。　　总之，我现在的看法是，为了对真实的市场有一个正确的理解，主流经济学需要一个范式的转变，特别需要吸收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思想。当然，我也知道范式转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最聪明、最具创新精神的人也会陷入旧的范式难以自拔。爱因斯坦不仅是相对论的创始人，也是最早提出量子力学概念的科学家之一，但由于他一直恪守牛顿力学的严格因果性和确定性范式，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然顽固地拒绝接受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新古典经济学统治经济学100多年，它不仅是多数经济学家的思维定式和知识基因，也是他们的饭碗。对一个经济学家来说，不在新古典范式下做研究，发文章难，找工作更难。许多米塞斯当年在维也纳的追随者和哈耶克当年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追随者后来与他们的导师分道扬镳，投奔凯恩斯主义阵营，其中有些甚至成为凯恩斯主义领军人物，这是一个重要原因。米塞斯终其一生都没有在大学获得一个付薪的全职教职，听起来会让许多人不寒而栗。但科学的重大进步总是伴随研究范式的转变发生的。追求真理的人应该不同于仅仅追求利益的人，经济学家应该寻找的是正确的市场理论，而不是容易找工作的市场理论。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我批评新古典经济学，推崇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并不意味着我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就一无是处，也不意味着我认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完美无缺。新古典经济学就像一台几代经济学家打造的机器，它虽然不能执行我们期待的功能，但它的许多零部件还是可以拆下来重新使用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长期被边缘化，没有得到应有的智力和资源投入，使得它在形式化方面远远落后于新古典经济学。如果把经济学范式的转变看作一个长期的过程，也许第一步应该做的是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一些重要思想吸纳进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这其实就是我在2015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做的尝试。编辑于 2022-09-11 00:05经济学家张维迎经济学​赞同 254​​48 条评论​分享​喜欢​收藏​申请转载​文章被以下专栏收录经济

奥地利学派为何会成为中国民间经济学爱好者的最爱？ - 知乎

奥地利学派为何会成为中国民间经济学爱好者的最爱？ - 知乎首页知乎知学堂发现等你来答​切换模式登录/注册经济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奥地利经济学派奥地利学派为何会成为中国民间经济学爱好者的最爱？关注者3,983被浏览843,862关注问题​写回答​邀请回答​好问题 43​20 条评论​分享​172 个回答默认排序Rong Jianxin​经济学话题下的优秀答主​ 关注现有的答案已经够好了。我只想补充一点：考察奥派的方法论立场，要考虑其诞生的历史背景。

奥派主要是以方法论立场（而非具体政策立场）作为其主要区别性特征的。而奥派的方法论立场是在与德国历史学派撕逼的过程中澄清和形成的，甚至“奥地利学派”这个名称都是敌对的德国历史学派送的帽子。德国历史学派的主张有如下几点：

1）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性，各民族有自己的民族性，每个民族是一个有机体，不存在脱离集体而存在的个体。研究经济学应以民族为单位出发，而非从个人出发；（方法论集体主义 vs 方法论个体主义）

2）由于民族性是分殊的，经济学研究需要考察每个民族的特殊环境，这只有历史和统计研究能做到。抽象演绎推理法，包括逻辑推理和数学推导，以斯密、李嘉图、密尔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为代表，是不可靠的；任何社会和经济规律必须从各民族的统计数据和历史事实出发，通过归纳法总结；（方法论经验主义 vs 方法论演绎主义）

3）经济学要有民族性，要考虑国家利益。英国古典经济学从不可靠的方法论得出的鼓吹自由贸易和减少国家干预的结论也是不可靠的，德国必须实行保护关税和国家出面干预保护工人；（自由主义 vs 国家主义）（当代不少经济学民科通过自悟无非独立得到一个多世纪前德国历史学派的观点）奥派的一些极端的方法论主张，可以很明显看出是和德国历史学派对着干的结果。例如德国历史学派主张方法论集体主义，奥派干脆反对加总(aggregation)本身，釜底抽薪；德国历史学派反对方法论个人主义，奥派主张彻底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和主观价值论，甚至主张只靠内省和先验推理；德国历史学派反对一切抽象演绎推理，主张只靠统计和历史分析，奥派干脆说所有经验研究都不可用。奥派和历史学派的撕逼可以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一定要评判的话，现代经济学方法论上更接近于奥派而非德国历史学派。虽然经验研究特别繁荣，但还是主张是在经济学理论指导下的实证研究。当然，对于现代经济学来说，奥派的确矫枉过正了，只能视为历史上一位勇敢的前驱（1880年代奥派与历史学派方法论论争的结果之一是历史学派的学阀们清除所谓“抽象学派”学者的教职）。最后，补充一点八卦。与德国历史学派撕逼的当然不止奥派。1867年，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出版。由于语言原因，第一批评论几乎全部来自中欧。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特别感兴趣。有些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把马克思视为反自由主义的盟友，马克思的朋友，医生库格曼报告，“有名柏林学者一直对《资本论》印象颇佳，想要提名马克思在德国一大学中担任政治经济学教授职位”（乔纳森·史博伯《卡尔·马克思：一个19世纪的人》），然而也有别的学者看出马克思的方法论与历史学派的本质区别，同一本书也提到：由罗斯托克大学(University of Rostock)教授海尔曼·吕思乐(Hermann Roesler)在1869年撰写的评论——也是《资本论》首批学术性批评中的一篇，称赞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调查。文章同时也驳斥了他的经济学有些抽象，之处马克思对劳动力的描述和“斯密主义习惯于呈现它的方式一样”，而且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和李嘉图”一起设计的，和“斯密、约翰·穆勒”以及这个学派其他的人提出的它的方式相同。德国历史学派的学者说某样东西和斯密、李嘉图很像，那绝对是在骂人。马克思也不客气。马恩著作中骂“柔顺的讲坛社会主义”，指的基本上就是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在马克思看来，这帮人甘心做普鲁士高级官方五毛完全是人格丧尽（德国历史学派公然以“霍亨佐罗王室的智力保镖”自居），鼓吹国家主导的社会主义基本是欺骗群众，反对自由贸易纯粹是逆历史潮流的反动，蔑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抽象推理方法彻底是无知无畏。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与奥派结成奇异同盟的唯一例子。在20世纪为早期奥派反对aggregation的立场做出最有力辩解的是同情马克思主义的英国左翼经济学家琼·罗宾逊。编辑于 2017-03-25 16:25​赞同 930​​125 条评论​分享​收藏​喜欢收起​快乐一剑飘​ 关注泻药，因为不用学高等数学、线代、概率与数理统计还有计量经济学。其他的理由都是次要的，或者说还不太理解人性……编辑于 2019-01-21 14:18​赞同 154​​17 条评论​分享​收藏​喜欢

如何客观地评价奥地利经济学派？ - 知乎

如何客观地评价奥地利经济学派？ - 知乎首页知乎知学堂发现等你来答​切换模式登录/注册奥地利经济学派如何客观地评价奥地利经济学派？关注者899被浏览258,412关注问题​写回答​邀请回答​好问题 12​2 条评论​分享​33 个回答默认排序赵铁柱CFA Level 1, 2006年时代周刊年度人物​ 关注首先，来说说奥地利经济学的起源。18世纪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英国引起学术界的震动，人们也开始意识到经济学的重要性。长话短说，在亚当斯密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英国的经济学界秉承这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以道德科学（Moral science）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并提倡自由贸易。代表人物有亚当斯密，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Stuart·Mill）。然而，在19世纪的德国，诞生了一个新的经济学派：德国历史学派。它主张以物理科学（Physical Science）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并且主张以经验来指导经济学研究。在德国历史学派正盛之际，奥地利学派出现。德国学者将主张奥地利学派思想的学者称为奥地利人，奥地利学派因此得名。那么，我再这里想要阐述一下奥地利经济学和德国历史学派的不同点。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观上，奥地利经济学派主张的是经济是一门先验哲学（Priori），即所谓知识是独立于历史经验而存在的。研究方法上，奥地利经济学使用的是逻辑分析（Logical Economics）。而德国历史学派的主张是经济是一门后验哲学（Posteriori），即知识是由历史经验总结而得出的。研究方法上，德国历史学派使用的是实证分析（Empirical Economics）。以上部分具体参见 Mises 的The Historical Setting of the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由于各种原因，新古典主义学派的经济理论一直非常风靡，并且在高等教育里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因此奥地利学派的诸多论文都是针对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反驳。本文也将着重介绍奥地利经济学理论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异同，希望读者能够对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观点有一个更好的理解。那么，从历史渊源展开来讲，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奥地利经济学到底在研究什么？跟所有经济学流派一样，奥地利经济学所研究的，是如何合理并且有效地分配社会资源。这个问题千百年来都没有人能够有一个准确的答案。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标准，所谓不同的流派，只是给了我们一个不同的思考方式。那么奥地利经济学派主张的社会资源分配方式是怎样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搞清楚人是什么，或者具体一点来说，人类行为是什么。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可笑，甚至是荒唐。研究经济学为什么要研究人类行为？答案很简单，经济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要弄清楚经济的本质，就要弄清楚人类行为的本质。在经济学的定义中，人类行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行为，就是因为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这句话你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听过了无数遍，然而我在这里还是想要再说一遍。所谓的理性的人类行为，并不是说社会中的所有人都能做出“正确的”选择，这里所说的理性，是指的，每个社会中的个体，在选择进行某项行为时，他的决定对于当时的情况来说是理性的。人类行为并不只是简单的劳力投入，在进行这项行为之时，人们会放弃做另一件事情的可能。具体的论述，在 Misese 的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中有具体论述，这里不再赘述。这里本人想举个例子，当年日本核泄漏的时候，许多人在超市疯狂买盐，导致盐价飙升。这个例子后来成为许多网民茶余饭后的谈资。那些买盐的人，他们是理性的吗？是理性的。在他们心中，他们认为不买盐的机会成本相当高，以至于每天饭后散步的时候都要去超市买两包盐。他们有错吗？没有错，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行为尺度，他们认为这些盐有可能受到辐射，所以应该多储备一点。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的行为也是理性的，任何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因为我们内心想要去做，我们自己有自己做这件事情的理由，这就是理性。所以本人想在这里指出一些网络经济学家的误区：所谓的理性，并不是去做你认为对的事情。你认为理性的事情，在别人眼里可能也是不理性的。在人类行为理性的大前提下，我们应该如何分配社会资源呢？通过价格机制。千百年以来，自从人类开始专门化生产开始，价格就已经出现。人们通过不同商品的不同价格来决定对不同商品的取舍。这种价格机制使得专门化生产变成可能，交易规模也逐渐扩大。在这个商品市场里，一个复杂的商品的不同部件，可能会由几百个甚至上千个不同的供应商生产。这也就是奥地利经济学的第二个假定：市场存在。奥地利经济学的最后一个假定，是不完全信息。不同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将市场经济过分理想化的模型，奥地利经济学假定，存在于市场中的信息是非常多的，比如一辆二手车的使用程度，一瓶橙汁的味道好坏。而掌握这些信息的人也是不同的，同时每个人掌握的程度也是不同的。橙汁销售商对于橙汁口感，颜色，甚至是品质这些信息的掌握程度都比购买者所掌握的程度高。同样的道理，一个二手车经销商对于这辆二手车的损耗程度，舒适程度也比买家要了解得多。按照这个思路，可以扩展开来。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每个人掌握的信息又完全不同，那么获取信息的成本便会变得极其高昂，以至于你无法想象。这部分内容详见 North 的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在这一点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模型假定市场中的信息是充分并且完全地被市场中的所有参与者所掌握的）基于以上三个假定，奥地利经济学能得出什么结论呢？首先，关于市场机制。不同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奥地利学派认为市场均衡是一个动态过程。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说说看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于市场均衡的理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通过分析市场中的供求关系，画出供求关系曲线，然后得出一个市场均衡点。也就是说，在新古典主义的完美市场假定下，市场应该在这一点达到均衡并且维持均衡。那么，奥地利经济学的观点是什么呢？它会认为，你分析得没错。但是事实上现实中的市场并不是完美的。在新古典主义模型中所画出的均衡点，在现实社会中永远无法达到。现实社会中的经济情况，往往是朝着均衡点前进的一个动态过程，但永远也无法达到。同时，市场中的信息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的。今天的股票价格与明天的股票价格会完全不同，今天的某款商品的需求量跟明天的需求量也会完全不同，所以说，市场均衡点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所以，与其说是市场均衡，奥地利经济学派更愿意说是市场过程（Market Process）。关于市场均衡这个问题，再扩展一点。奥地利经济学派认为，市场完全均衡的条件是信息的完全性，即意味着市场中的所有参与者同时并且及时地掌握着所有与之相关的生产所必须的信息，这一点，显然只有可能在假设中才能做到。并且，这里所说的市场信息，并不是外行人在一旁研究论文就能够获得的，所有的市场信息，只有你参与市场活动才能获得。那么，顺水推舟，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论文中曾经提到过，如果市场信息完全被参与者所掌握，那么会发生什么呢（当然，提出这个问题对于现实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所有生产者只会生产同一个商品，并且该商品的价格在不同生产者之间是完全相同的。当然，所有的这些都是后话了。关于市场机制，奥地利经济学派认为，市场中的竞争，是通过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不断探索，信息获取以及谈判而产生的一个最佳选择。这一点十分抽象，但是对比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观点，我们就可以看到，新古典主义把市场竞争看作是一个机械的过程：给定市场价格，或者给定商品需求量，商品供应量就自动形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完全看不到市场参与者在其中的作用，就好像市场只是一个机器一样。第二，关于企业。奥地利经济学认为，企业家，是产生经济变化的主要原因。企业家掌控着分配企业内部生产资源的权利，同时企业家也是企业内部的利益宣称者（Residual Claimant）。在进行生产的过程中，企业家不断探索，获取相关信息。正是这种探索过程，推动了市场不断前进，并且向均衡前进。在企业家的生产活动中，他们与其他企业不断竞争，产品价格也在不断变化。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关于企业的理论解释。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模型中，企业活动是可以被人所预测的。在一个给定的（外生）价格下，企业应该怎样生产，生产多少，这些经济活动都可以通过图形来求解。也就是说，在新古典主义的经济模型下，如果价格是这么多，那么市场中的企业必然会生产那么多的商品。对于这一点，奥地利经济学认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把看得市场过分机械化了。我们在着眼于企业的经济活动的同时，应当注重企业家的个人活动，包括企业家对于市场信息的探索，企业家的创新。这些因素都是市场的推动力，他们把市场不断地向均衡方向推进。同样，承接第一点的市场机制，奥地利经济学派认为，市场中的企业家的探索过程也很值得思考。1. 该学派认为，市场中既有赢家也有输家。一个企业家可能因为一个决策的失误而导致其企业亏损甚至破产。同样地，一个有先见之明的决策也有可能让该企业盈利。这些观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并没有着重强调。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模型中，市场中的企业家就像一台台机器一样，事先商量好谁是赢家谁是输家，谁应该在竞争中存活，谁应该退出市场。总的来说，新古典主义学派的模型中并没有获利的空间。2.竞争只是一个手段。企业家通过竞争，找到对自己合适，对市场合适的价格，并且，通过竞争，企业家能够对于自己之前做出的决策进行修正。与之相反，新古典主义理论强调竞争只是一个目的，而非过程。具体论述过程参见参考资料。第三，关于社会主义。没错，因为奥地利经济学派和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诞生时间差不多，并且在二战前后著名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曾经发表过许多关于讨论社会主义可行性的论文，奥地利学派也因此在苏联崩溃之后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人们逐渐开始思考奥地利学派在几十年前曾经思考过的问题：社会主义到底是否可行？要讨论社会主义的可行性，我们先得定义社会主义。米塞斯（Mises）和哈耶克（Hayek）对社会主义的定义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下，国家（政府）掌控所有生产资料。也就是说，政府可以决定生产资料的用途以及使用方法。在这里要注意的一点是，根据奥地利学派的定义，社会主义并没有规定普通商品必须由政府支配，这一点待会会讨论。那么简而言之，奥地利学派对于社会主义的观点是，社会主义经济并不能解决资源合理分配的问题。市场中的信息是如此复杂，以至于世界上甚至没有一台足够强大的计算机能够完全获取市场中的所有信息并且将产品合理分配。对于一个公有制的经济体制亦是如此。当某一个政府部门/政治首脑完全掌握了某种生产资料的分配权利，他并不能够知道应该如何有效地分配。对此，奥地利学派提出，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需要收集的市场信息有如下三种：1.市场偏好 2. 可替代品的提供情况 3. 可用资源情况。 对于任何一个政府部门/政治首脑来说，获取这些信息并且能够完全计算出来，都是不可能的。这也就是奥地利经济学派中所说的经济计算(Economic calculation)不可能。举个例子，某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掌握了所有生产资料，货币被消除了，取而代之的是行政计划。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某个拖拉机厂今年应该生产多少台拖拉机呢？在自由市场下，生产多少拖拉机由价格来决定。今年价格高，多生产一些，明年价格低，少生产一些。那么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呢？没有价格作为指导，我们应该生产多少台呢？靠行政命令来指导？如果我们要靠行政命令来指导生产，我们怎么算呢？各位可能会说：这很简单啊！每个农村合作社需要多少台拖拉机，全部报告给政府，然后我们生产这么多不久得了！真的是这样吗？那么政府有没有考虑过在某些地方其实不用拖拉机也可以？有些地方用耕牛也能凑合用？还有万一生产拖拉机用的钢材不够怎么办？谁来调配？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只是拖拉机这一个部门的问题，要知道，社会上的生产部门成千上万，要分别计算出这些需求量和供给量，不靠价格是难于登天的。当然，在奥地利学派内部也有分歧，以上说的这些观点只是学派内部所普遍认同的观点。比如Caplan 就曾经在Is socialism really impossible?中提出过他的观点。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集体所有制）并非不可行，我们可以在很多现实中的例子中看到集体所有制的影子，比如说在一个家庭中，夫妻双方集体控制家庭所有财产，并且能够将他们很好地分配给各个家庭成员。对于集体所有制，弗里德曼（Friedman）曾经提出过他的观点。他认为，公权力介入（Public Intervention）有三个“滞后”：1. 市场需求的出现和发现的滞后（Lag between need and recognition） 2. 发现与设计并实行之间的滞后（Lag between recognition and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3. 实行与生效之间的滞后（Lag between implementation and effect）根据他的理论，这三种滞后会导致公权力介入对市场产生的麻烦。第四，经济周期。（Business Cycle）说实话，这一部分其实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分。奥地利经济学派用数学方法解释问题吗？他们用图表解释问题吗？答案是肯定的。虽然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经济分析是以逻辑分析为主，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拒绝使用数学。言归正传，很多人想知道的是，奥地利学派该怎么解释经济危机？这个学派又该怎么解释经济增长和经济衰落？首先我们来解释经济增长：这个图想必各位应该很熟悉：可贷资金供需图。来自奥地利经济学派的Garrison从这张图出发，向我们解释了经济周期是如何形成的。现在我们设想一下，当一种新的技术出现在市场上时，比如说3D打印，那么这个新技术是如何推动经济进步的呢？当一个新技术产生时，市场中的企业对于投资的需求就会增加，因此需求曲线右移。资金需求曲线右移，投资增加，保持社会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生产边界（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将向外扩张， 需求增加。废话不多说，上图：黑点是市场的最终状态。为什么利率上升之后又会下降呢？因为市场适应了新的科技之后，会自动调节至原有的利率水平。那么，这个科技变动是如何影响生产过程的呢？这里就要提到哈耶克提出的生产阶段图（我称之为生产三角形）：简而言之，就是用三角形来代替生产，三角形里面的各个部分代表生产的不同阶段。那么综上科技进步对生产带来的影响应该是这样的。这一段内容，其实我自觉解释乏力，毕竟没有名家们那样的归纳分析能力，所以贴出原图以供参考：题外话：其实从上面的各个方面，我想各位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奥地利学派是主张减少对于市场的干预的，也就是说，该学派是支持自由市场的。从经济方面延伸开来，许多奥地利学派的支持者在政治上也有自己的见解。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支持者认为，拥有管控市场的权利的政府，会阻碍市场的发展。同时，政府的另一项重要职能，社会保障，也可以通过市场自发组织产生。对于经典的市场失调（Market failure）问题，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研究者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所有的这些观点都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探讨。如果读者心中抱有“西方的经济学都是垃圾”或者“西方的经济学对中国有偏见”这样的观点去学习的话，那么这门学科或许不太适合你。那么，说了这么多，我们回过头再来看开篇提出来的问题：奥地利经济学派究竟是什么？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各位心中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不过，本人想要强调的是，学派就是学派，是相同观点的集合，不存在孰优孰劣。如果某个学派的逻辑是自洽的，那么我们就不应该认为这个学派是错误的。我们不能说奥地利经济学派就比新古典主义学派好。这些不同的学派都有自己的侧重点以及研究方法，支持某个学派是你的自由，但是在贬低某个学派前，请先找出它的错误。（中间还有一部分未完待续）最后，反对 @罗山 答主对于“奥地利经济学派不做数学计算”的不知道从哪里得出来的观点。奥地利经济学派从来就没有反对过进行经济计算和数学计算。等我有时间了把数学计算的某些论文贴出来好了。还有错误请多指正编辑于 2019-09-06 13:29​赞同 440​​82 条评论​分享​收藏​喜欢收起​Crescent 桑柔classic liberal十八线自由主义非名校政治经济学​ 关注高票详尽得介绍了奥派，我就说说奥派的现状好了。(本回答不包括国奥派)奥派并不是由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经济学家创立的，事实上起源于类似于地域歧视的一种偏见。“你数学这么差你大概是奥地利经济学家吧”“你才奥地利经济学家，你全家都奥地利经济学家”这种场景现在依然常见，前两年我参加一个classic liberal的conference, 有几个大牛大概是喝多了，聊起了“自由主义”，最后演变成“你是libertarian”“你全家都是libertarian”现在公开承认奥地利学派的学校并不多，除了维也纳大学以外(不确定现在还是不是)，美国公开的也就纽约大学NYU和乔治梅森GMU比较获得认可。我们学校(ball state university)由于在indianapolis 周围，又不是特别受bloomington school of thoughts的影响，经常被戏称“hiding figure”两年前steve horowitz加入bsu以后，我们学校才逐渐被学派认可。(不确定墙内能不能看到，加个截图)我个人的感觉Mill现在没有那么流行的原因，他晚年写了一篇“the difficulty in socialism”，跟Mises的“socialism”水平确实是差了不少。再者，奥派现在在维持一种比较传统的教学方式——圆桌讨论。LF和IHS大概流程是这样的，会前发300页左右的阅读材料，conference大概持续三天，会间大家讨论阅读材料的内容，由discussion leader来确保秩序和议论内容的有效性。本质上其实是读书会和沙龙性质的，跟大牛们坐在一起讨论比在知乎上打嘴炮开心多了(个人见解)这种活动是invitation only或者recommedation only的，我个人办过几个专门面向学生的讨论会，有一个主题是work & leisure.国奥派我不确定，目前我感觉跟奥派有那么一点点联系的可能就是通天译，但是管理太松散了，没有大的改变估计成不了气候。一开始接触过熊越，后来感觉氛围越来越诡异就匿了如果对奥派有兴趣想深入了解的可以私信我(*＞◡❛)编辑于 2018-12-02 05:24​赞同 27​​5 条评论​分享​收藏​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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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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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概述　　

奥地利经济学派产生背景

主要代表作

研究内容及主要观点

新奥地利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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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编辑本段回目录

　　奥地利学派是近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边际效用学派中最主要的一个学派。它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流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其创始人门格尔和继承者维塞尔、柏姆・巴维克都是奥地利人，都是维也纳大学教授，都用边际效用的个人消费心理来建立其理论体系，所以也被称为维也纳学派或心理学派。

奥地利经济学派产生背景 编辑本段回目录

　　　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在工人队伍中迅速传播，而为资本家辩护的种种经济学说，诸如成本论、效用论、节欲论等等都纷纷破产。奥地利学派以主观唯心精神来“改造”传统经济学以便对付马克思主义的意图，受到了资产阶级的热烈欢迎。 　

主要代表作编辑本段回目录

　　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维塞尔的《自然价值》（1889），柏姆－巴维克《资本与资本利息》中的第一卷《资本利息理论的历史和批判》（1884）、第二卷《资本实证论》（1889）。此外，柏姆－巴维克的《马克思体系的终结》（1896）也有较大的社会影响。

研究内容及主要观点编辑本段回目录

　　奥地利学派反对德国历史学派否定抽象演绎的方法，以及否定理论经济学和一般规律的错误态度，也反对英国古典学派及其庸俗追随者的价值论和分配论，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它认为社会是个人的集合，个人的经济活动是国民经济的缩影。通过对个人经济活动的演绎、推理就足以说明错综复杂的现实经济现象。 　　奥地利学派把社会现实关系中的“经济人”，抽象还原为追求消费欲望之满足的孤立个人；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改变为研究人与物的关系，研究消费者对消费品的主观评价，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主观主义的个人消费心理学。 　　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核心是主观价值论，即边际效用价值论。与萨伊等人的“效用价值论”不同，边际效用价值论认为：一件东西要有价值，除有效用之外，还必须“稀少”，即数量有限。以致它的得、失成为物主快乐或痛苦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例如一杯水对井边的人而言，倒掉也毫不在乎，这时，这杯水只有效用而无价值；但对沙漠旅行者而言，水壶中剩下的最后一杯水，有了它如获甘泉玉器，没有它则不胜口渴的痛苦，于是这杯水就产生了价值。奥地利学派承认这是主观价值，并认为经济学上讲的价值就应该只指这种主观价值，市场价格无非是根据这种主观价值所作的估价而形成的。 　　奥地利学派有各不相同的分配理论，门格尔认为劳动、资本和土地的收入是它们各自提供的效用的报酬；维塞尔则把它们当作补全财贷价值中各个组成要素的价值“归属”问题；柏姆・巴维克则以现在财货的边际效用估价高于未来财货的“时差利息论”解释之。 　　奥地利学派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和分配论，是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针锋相对的。它的主要论点有：价值是主观的，是物对人的欲望满足的重要性；价值的成因是效用加稀少性；价值量的大小也只取决于边际效用的大小，与社会必要劳动无关；价值产生于消费领域，不是生产资料将其价值转移予其产品，相反是产品价值赋予其生产资料以价值；资本和土地的收入，或是各自提供效用的报酬，或是产生于现在财货与将来财货的不同估价，与剥削劳动毫不相干。总之，奥地利学派全部抹煞了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决定性作用。

新奥地利学派编辑本段回目录

　　二十世纪30年代以后，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一些奥地利经济学家继承了奥地利学派的传统理论并作了一些补充。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也反对主张国家调节经济的凯恩斯主义，竭力鼓吹自由主义，崇拜市场自发势力而诽谤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通常称之为新奥地利学派，又称维也纳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米塞斯、哈耶克、梅耶、斯特里格、哈伯勒、摩尔根斯坦等。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奥地利经济学家，活动中心最初设在维也纳大学，故此的名。 　　新奥地利学派继承了旧奥地利学派的传统，致力于经济行为、资本理论、经济周期理论、货币理论等问题的研究。其主要观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行为理论。新奥地利学派认为，古典的价值理论过于狭窄，因为它们只注意对利润的分析。因此，主张把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理论改造成行为选择理论，使经济学变成一门行为科学。那么经济学就要研究经济当事人的经济行为本身，它的陈述和命题是演绎形式的，不依赖于实践的和历史的理论。在经济当事人的经济行为中，对策是一般的行为方式，赢者获得利润，输者陷于贫困。一个人在博弈中得到的好处等于他人的损失。这一理论对于解释寡头垄断者的行为有一定的帮助。 　　(2)效用理论。在行为理论的指导下，新奥地利学派试图修补奥地利学派的基数效用论。承认效用是不能衡量的，然后利用经济当事人的行为来解释效用。他们认为，经济当事人的行为目的是为了获得最大的满足，其目的的实现是通过交换来进行的。交换就是以比较不满足的状态去换取较满足的状态，为了得到前者就必须放弃后者，如果交换的结果是前者大于后者，那么经济当事人便在交换中获得好处。当经济当事人停止这种交换时，经济当事人的效用满足便达到了最优。 　　(3)货币经济周期理论。新奥地利学派认为经济周期是货币因素引起的。在货币经济中，由于银行系统可以自行创造出流通手段，从而可能引起货币的紧缩和膨胀。另外，在生产部门，资本化的生产方法是普遍的形式，即大部分原始的生产资料(劳动和土地)不是用来直接生产消费品，而是用来生产未来消费品。采用这种生产方法的目的是为了用同量的原始生产资料获得更多的消费品。如果以货币表示的生产资料需求总量相对于消费品的需求总量增加时，就会发生资本化程度较低的生产方法向资本化程度较高的生产方法的过渡；如果前者相对于后者减少，就会发生向资本化程度较低的生产方法的过渡。由于货币经济中，以货币表示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相对需求总量受到信用扩张和收缩的影响而时常变动，这样就会导致经济体系的不平衡，甚至引起经济危机。 　　可见，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货币的扩张和收缩。据此，新奥地利学派主张，保持货币中性，就是使货币对价格形成和资本化程度不发生影响。 　　(4)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新奥地利学派竭力维护传统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该学派认为，当前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的现象是国家干预所造成的。根据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国家利用货币政策调节经济会导致经济周期。同时，由于政府的货币垄断权的存在，私人部门自由活动的条件受到限制，从而妨碍了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转，使得市场信号不能传到消费者那里，形成失业。既然通货膨胀和失业都是政府控制货币发行权来干预经济的结果，所以医治滞涨的手段就是要放弃国家的货币发行权，恢复自由银行制度。 　　(5)反对社会主义。新奥地利学派否定社会主义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可能性，并认为计划经济是对人性的奴役。在他们看来，合理的资源配置必须建立在合理的经济行为之上，而合理的经济行为又以合理的价格和成本的计算为依据。然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要素由国家所控制，没有要素市场，也就没有价格。没有价格的机制不可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另外，由于社会主义的企业没有利润的动机，有的只是官僚控制，结果必然是资源的浪费。因此，社会主义被合理经济制度所抛弃。 　　新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在新自由主义阵营中属极端。 　　资产阶级边际效用学派中最主要的一个分支。产生于19世纪80年代，因其主要代表人物门格尔、维塞尔和庞巴维克都是奥地利人而得名。他们都采取心理分析方法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所以又称“心理学派”。19世纪后半期德奥经济迅速发展，为适应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奥地利学派用主观唯心主义的方法把人类社会经济生活归结为欲望的满足，把整个社会看作个人活动机械的综合。该学派创始人门格尔提出经济学应研究人类为满足其欲望而展开预筹活动的条件，应特别注意“关于生产物和其生产要素”的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的研究。”他从人们对财富满足欲望的强度来主观评价价值，提出“欲望满足递减率”。继他之后，维塞尔提出“边际效用”一词。强调财富价值的本质和尺度是主观的。从而反对生产所耗费的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随后庞巴维克提出“时差利息论”，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剥削收入归结为人们在现在和未来两个不同时间对物品效用的主观评价的差额。奥地利学派宣扬的“边际效用”、“时差利息”、“心理分析”等观点，为后来各种资产阶级经济学派所接受，成为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30年代，以米塞斯和哈耶克等人为代表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继承了奥地利学派的传统理论，他们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主张自由主义，攻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通常被称为新奥地利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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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学派理论对当今中国有特别意义 新华社――经济参考网

奥地利学派理论对当今中国有特别意义 新华社――经济参考网

奥地利学派理论对当今中国有特别意义

2013-11-07 　　作者：胡飞雪　　来源：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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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吉恩・卡拉汉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当今国际学界公认，奥地利学派是经济学众多流派中经受住了长时段政治、经济、商业史实考验的学说。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至15世纪，当时，在西班牙的萨拉曼卡大学教书和写作的人中，有些是圣托马斯・阿吉纳的追随者，他们试图解释个人行为如何创造社会秩序。这些晚期经院哲学家察觉到了经济规律的存在。此后的几代人经过努力，发现并解释了供给和需求的规律、通货膨胀的原因、交换汇率，以及经济估价的主观性质。所以约瑟夫・熊彼特称他们为第一批真正的经济学家，比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还要早。晚期经院哲学家是财产权、契约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他们称赞商业对社会的贡献，反对征税及管制价格和商业机构的做法。作为道德神学研究者，他们强烈要求政府也必须服从道德规范。

　　奥地利学派演进发展史上产生过很多影响深远、贡献重大的学者，比如里夏尔・康蒂尔，他于1730年写下了第一篇通论性质的经济学论文：“论商业的性质”。他视经济学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并通过“思想实验”解释价格的形成，他指出：（过量）增发货币对整个经济的影响是一点一点扩散开来的，同时这种扩散会扰乱价格体系。奥地利学派的另一个著名的先驱是阿内・罗内尔・雅克・杜尔哥，他的成名作为困惑古典经济学著名的钻石和水的悖论提供了解决方案。身为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拥护者，他主张废除与政府有牵连的行业的所有特权，比哈耶克早两个世纪注意到了“此时此地的特定环境”的重要性：“无需证明，每个个人才最有资格判断如何最有利地使用其土地和劳动力。”在杜尔哥的影响下，18和19世纪法国涌现出众多伟大的经济学家，其中的佼佼者要数让・巴蒂斯特・萨伊和克劳德・弗雷德里克・巴师夏。萨伊是最早探讨研究经济学方法的人，他创立了确定资源价格的生产力理论，确定了资本在社会分工中的角色，此即“萨伊定律”：如果容许价格变化，自由市场上不可能发生持续的“生产过量”或者“消费不足”。巴师夏，一位有影响力的经济记者，进一步分析说：非物质的服务和物质财富一样，都要受经济规律的制约。在巴师夏发表的众多经济讽刺论文中，最能传世的是他对所谓“破窗理论”之谬论的解剖抨击：人们往往只考虑一项行动的眼前可见的利益，失于考虑不可见的、长期的成本。而巴师夏认为，经济学“不要仅仅根据可见的东西来判断，更应该根据不可见的东西来判断”。好的经济学家的目光应越过“看得见的”去搜寻“看不见的”，注意到花钱修理窗户的人本可把这笔钱用于对他更为有益的事。他还进一步指出，人的行为只能在时间中进行，开始实施行为与该行为最终产生的可辨识的连续反应之间的差距往往非常显著。如果我们想要重新安排社会关系，就不能仅仅考虑改革的当前效应，而是必须探索它在时间中逐渐扩展的影响。考虑到中国常有“南橘北枳”、“龙种跳蚤”现象，有些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也常提些“挖坑填坑”的政策建议，政府中人也有“拆房建房”的冲动偏好，不能不说，巴师夏先生的以上高见对当今的中国社会来说依然有启迪警示作用。

　　要论对当世影响最大的奥地利学派巨人，当非哈耶克莫属。他的《通往奴役之路》、《法律、立法和自由》如今已成全人类的宝贵财富。哈耶克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最重要的反对者，他坚信，没有理由认为在实现计划协调上政府能比追逐利润的企业家做得更好。他也一再警告政府扩张信用的危险性，并预测到了经济金融危机即将到来。

　　奥地利学派紧跟时代，观察经济世界，研究人的行为，经济周期理论是其发展至今最为成熟的成果，它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现代经济体系在繁荣与衰退之间循环变化。司机代表企业家，汽油是经济中可利用的资源总数。穿越沙漠的行程是生产过程中的某段时期，乘客代表消费者。乘客选择车内空调的温度类似于消费者以放弃储蓄为代价，在现在进行的消费的数量（也显示他们的时间偏好）。巴士的速度就是企业家承担的投资支出数额。最终目的地就是通过尽可能多满足消费者的愿望以实现经营业绩的最大化。而正是中央银行――比如美联储――偷偷摸摸上了车，篡改了消费者的真实选择数据。中央银行篡改的正是市场获知的消费者的平均时间偏好，即基源利率。消费者的时间偏好可以告诉人们，社会通过他们的储蓄可形成多少能利用的资本，即通过减少空调的消费，巴士还有多少汽油可用。然而，当中央银行人为降低利率，释放流动性，企业家作为司机以为这会给巴士注入油料，于是他们开始制定计划，扩张生产，乘客，即消费者也不会有忍受闷热而为司机节约油料的想法，他们也倾向于最大化使用空调，即提前透支消费，所以最终结果必然是经济危机，穿越沙漠的努力失败，令市场陷入油尽车停的困境。

　　在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中，美联储既是把那些大酒杯倒满酒水的人，也是在派对盛宴开始时取走大酒杯的人。换言之，美联储既制造了虚假的非理性繁荣，又制造了真实的非理性危机。美联储用低息贷款将派对的气氛推向高潮，在灾难来临前又不得不切断所有人的资金来源。在这个派对圆桌的四周，企业家变得更善于观察美联储的行动，美联储也变得更善于观察企业家的行动。企业家和美联储犹如进入了一种打牌游戏，由于有美联储的存在，企业家又分化为两类。奥地利学派用A类企业家和B类企业家的不同来解释企业家不同的风险偏好，并说明货币制造虚假繁荣和有储蓄支撑的经济扩张的根本不同。奥地利学派还指出，央行释放的流动性还引致另一种结果：经济中新货币的创造除了改变商品与货币之间的关系，还不可避免地会改变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那些首先获得了新货币的人会得到益处，那些最后获得新货币的人会受到损害。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将经济学建立在人类选择的基础上，他们认为，只有个人才能做选择。无论何时，在分析我们通常认为的团体的“选择”时，我们都会发现，其实还是一个或更多的个人在选择。奥地利学派强调个人的选择，更强调个人之间的合作，米塞斯说：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定理是“一个普遍原理”，“适用于全部的人类合作行为”，所以“最好将它命名为合作定律”。“合作定律”证明，即使撇开道德上的因素，通过劳动分工和自愿交换合作合乎每个人的利益。奥地利学派还认为：在很多重要方面市场竞争都迥异于竞赛和战争。市场过程并不挑选“胜利者”和“失败者”：它的存在使得大家都可以在生产体系中找到一个位置，在这个位置上，每个人都能最大程度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奥地利学派还驳斥了国际市场会使一国与另一国对立的观点：如果日本或中国变得比美国更加富裕，那么美国也不是输家。任何地方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与该地方在经济上连城一体的所有人都是有益的。市场作为自愿交换的网络这一性质，隐含着每一个参与者都必定认为他会从一项交易中获益，否则他就不会参与该项交易。奥地利学派对企业家精神的推崇在众多经济学派中最为夺目，他们认为所有人的行为都有着企业家的方面，不仅仅是那些经营企业的人才拥有。企业家精神甚至体现在消费行为之中。企业家精神就是在计划一个人的行为时为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而做出的努力。

　　今天我国的精英们大多喜欢凯恩斯主义，喜欢政府干预，迷恋宏观调控，喜欢挖坑填坑扩大就业制造GDP数字。在这种情形下，笔者以为我们尤其需要多读读奥地利学派，至少它能让我们透过凯恩斯主义的实践者各国政府及其央行舞动的货币这块“飘扬的面纱”，看清真实的经济，帮助我们辨识一国、一地经济体质量的高低、虚实、优劣。而奥地利学派众多学者既不迎合世俗流见，也不迎合精英政客，既善于诊断经济学谬论，也敢于解剖政府政策失误的精神，在今天我国的经济理论界，更有其特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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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在经济主张上有何不同？ - 知乎

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在经济主张上有何不同？ - 知乎首页知乎知学堂发现等你来答​切换模式登录/注册奥地利经济学派芝加哥经济学派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在经济主张上有何不同？希望能够用较通俗易懂的语言解答关注者464被浏览120,352关注问题​写回答​邀请回答​好问题 5​1 条评论​分享​9 个回答默认排序庄芝​ 关注有本书：朋友还是对手 (豆瓣)，简单罗列一下目录，有这么几点：一、第4章 方法论之争：理论应被经验检验吗？奥：经济学是定性分析；反对数学公式和计量经济模型，反对经验检验或证实经济假说。芝：经验事实检验理论，不反对数量分析方法。二、第5章 金本位与信用货币奥：认为自由市场能够保持稳定的、无通货膨胀的货币体系，支持自由银行体系。芝：货币领域存在市场失败，支持政府干预货币体系，货币供给大致与长期经济增长相适应。三、第6章 宏观经济学、大危机与经济周期奥：针对美国大萧条，认为人为的低利率导致信用扩张导致通货膨胀型的繁荣导致经济崩溃。芝：大萧条源于美联储1931年提高了利率，导致货币体系崩溃。四、第7章 反垄断、公共选择与政治经济学奥：反对”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的剑桥模型，反对任何形式的反托拉斯干预。芝：和奥差不多。发布于 2014-09-19 10:24​赞同 114​​1 条评论​分享​收藏​喜欢收起​张gigi极度渴望新鲜の知识​ 关注谢邀。 @李客 的表中给出了新自由主义包括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昨天上经济史的课特意请教了老师，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哈耶克，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弗里德曼，所以将从两位经济学家为出发点回答这个问题。 一、学派的形成（1）奥地利学派在柳欣与王璐老师的《经济思想史》一书中写道，“一般认为奥地利学派形成始于1871年，这一年，奥地利经济学家门格尔（1840-1921）发表《国民经济学原理》。”威泽（1851-1926）是奥地利学派的第二代重要成员之一，在大学里，哈耶克参加了威泽的研究小组。米塞斯（1881-1973）是奥地利学派的第三代成员，哈耶克（1899-1992）从20世纪20年代早期开始参加米塞斯主持的研究小组，米塞斯对哈耶克的思想影响更加重要。 要么停止干预市场的自由运作，要么把物质资料以及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全部管理权交给政府——除此之外我们根本别无选择。要么实行资本主义，要么实行社会主义：没有中间道路可循。 ——米塞斯《自由与繁荣昌盛的共和国》 自发性的形成过程是自由文明不可或缺的存在基础。摧毁这一基础也许并不困难，但在摧毁它之后重建这样的自由文明，也许就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引入两句话，使大家更能直观的对哈耶克和米塞斯这两位奥地利学派和新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有直观的印象。也能感受到他与米塞斯都是激进的反社会主义者，也同时都成为了保护自由资本主义免受思想攻击和政治攻击的坚定捍卫者。 （2）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与新自由主义》一书中写道二战后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新自由主义学派，甚至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在狭义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等同于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是为战后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新自由主义学派。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国家出现了滞胀现象，这是一种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存在的新的经济疾病。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无法对这一现象做出合理解释，此时新自由主义东山再起……二、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有所不同 芝加哥学派以弗里德曼的方法论主张为准绳 , 主张经济学研究应该注重历史的、定量的和均衡的实证研究方法。他们认为 , 除纯粹抽象的 “ 研究 ”层次的理论外 , 经济理论一般应该得到经验检验的验证。如果经验检验的结果和理论相矛盾 , 那就要抛弃或者修改理论。 而以哈耶克为领袖的新奥地利学派则反对芝加哥学派的这种研究方法。主张以奥地利学派的传统 , 特别是以米塞斯所主张的经济分析中的演绎的、主观的、定性的和市场经济运行过程的分析方法为准绳。他们认为 , 经济学研究应该建立在 “ 不言而喻的公理 ”基础上进行演绎推理 , 而历史数据充其量只能表明理论有疑问 , 但决不能证实或证伪。应该说 , 这种经济学研究方法论上的区别是十分重要的。三、对于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的看法有所区别 以哈耶克为领袖的新奥地利学派一贯坚持彻底的自由放任政策主张 , 认为政府不应该干预自然发展和运行的市场经济 , 政府干预将会不可避免地导致集权主义和集权政府 , 从而破坏经济的良好发展 , 降低经济效率。 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芝加哥学派则与之有所不同。他们并不一味地、绝对地反对政府干预。他们认为 , 经济中的垄断和异常状况 ( 如严重通货膨胀 ) 的消除 , 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政府干预。三、在健全通货的看法上存在分歧。 尽管他们都赞成经济中要有一个稳定的货币体系 , 要有100% 的准备金 , 但在如何建立这一稳定的货币体系和采用何种货币对象作为准备金方面看法不同。 以哈耶克为领袖的新奥地利学派不仅普遍倾向于金本位的货币体系 , 甚至主张市场自发创造的自然形成的商品本位 , 采用 100% 的黄金准备金。而哈耶克本人更是主张实行政府监管最小化的自由银行制度 , 建立私人银行自行发行货币、开立账户、提供信贷服务的竞争体系。 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芝加哥学派则反对金本位制 , 主张信用货币体系 , 主张货币供给量按照固定比率或中性比率( 货币主义法制 ) 增长。 100% 的准备金则完全采用法定货币。四、是对经济周期、资本理论和宏观经济学方面的看法存在差异 哈耶克和路 · 冯 · 米塞斯提出了新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 , 认为法定货币供给的扩张和人为降低利率都会导致不可持续的和不稳定的繁荣 , 最终将导致经济崩溃。而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芝加哥学派则既反对新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和宏观经济学 , 也反对哈耶克的资本理论。他们主张货币总量模型 , 认为采用与经济平均增长率相一致的稳定的货币供给增长 ,就可以为经济提供可持续的非通货膨胀环境。 部分摘自——王志伟文章《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的方法论差异——弗里德曼与哈耶》……………………………………………编辑于 2014-10-15 23:29​赞同 80​​8 条评论​分享​收藏​喜欢